这个故事，是很多年前从一本外国杂志中看到的。我在各地讲授文学艺术的时候，总会频频提及。
一个偏远的农村突然通了火车，村民们好奇地看着一趟趟列车飞驰而过。有一个小孩特别热情，每天火车来的时候都站在高处向车上的乘客挥手致意，可惜没有一个乘客注意到他。他挥了几天手终于满腹狐疑：是我们的村庄太丑陋？还是我长得太难看？或是我的手势错了？站的地位不对？天真的孩子郁郁寡欢，居然因此而生病。生了病还强打精神继续挥手，这使他的父母十分担心。
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决定到遥远的城镇去问药求医。一连问了好几家医院，所有的医生都纷纷摇头。这位农民夜宿在一个小旅馆里，一声声长吁短叹吵醒了同室的一位旅客。农民把孩子的病由告诉了他，这位旅客呵呵一笑又重新睡去。
第二天农民醒来时那位旅客已经不在，他在无可奈何中凄然回村。刚到村口就见到兴奋万状的妻子，妻子告诉他，孩子的病已经好了。今天早上第一班火车通过时，有一个男人把半个身子伸出窗外，拼命地向我们孩子招手。孩子跟着火车追了一程，回来时已经霍然而愈。
这位陌生旅客的身影几年来在我心中一直晃动，我想，作家就应该做他这样的人。能够被别人的苦难猛然惊醒，惊醒后也不作廉价的劝慰，居然能呵呵一笑安然睡去。睡着了又没有忘记责任，第二天赶了头班车就去行动。他没有到孩子跟前去讲太多的道理，只是代表着所有的乘客拼命挥手，把温暖的人性交还给了一个家庭。
孩子的挥手本是游戏，旅客的挥手是参与游戏。我说，用游戏治愈心理疾病，这便是我们文学艺术的职业使命。
大善毋须理由。
如果为善寻找理由，寻找到最后一定会冥想出一种能够下达行善命令、统计行善记录、执掌行善回报的神灵。许多普通信徒就是这样来看佛教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总觉得神的眼睛处处在盯着自己，于是检点行止，以求在神殿的档案页上增加一些正面履历，使后辈和下世获益。这也就成了他们行善的直接理由。这种想法在历来的善恶争逐中起到过良好的作用，但与佛教的本义却相去甚远。
佛教并不热心编制神话故事，它的行为主体是人而不是神，这正是它在宗教领域里显得特别成熟的地方。行善就行善，这是一种现实的世间行为；慈悲就慈悲，这是一种本然的人间情怀。
佛教不讲行善的具体原因，却讲整体原因。这种整体原因，也就是所谓“缘起”。宇宙万象，世间百态，都是一种“因缘和合”，任何兴衰生灭，总是隐伏着远远近近的逻辑和原因。
因此，我们的每个行为都与整体世间有关了。做一件善事就为世间积贮一种力，做一件恶事也为世间积贮一种力，这在佛教中被称为“业力”。种种业力组合成世间的走向，而最佳的走向是整个生命环境的改善和圆满。这也就成了人们行善的整体原因。
既然行善是为了改善世间的生命环境，那么善中之善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去救护生态，救护生命，即所谓“护生”。
至此，佛教显现出一种惊人的恢宏。不为小缘只为大缘，不为自我只为整体，不为生计只为生态，善良得盖天涵地，慈悲得莽莽苍苍，被佛学大师准确地名之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由此我想，人类在精神上是有过大构建、大作为的，后代的局部迷失，是一种倒退。
精神无形无质，没有构建极易流散。精神构建又不能成为社会事功的暂时附从，而应该是一座独立的圣殿。只有在这样的圣殿中，善良才能保持自己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地位。
人人都有善的天性，处处都有仁心德行，但是如果没有精神构建，这一切就会像荒山中的香花、污淖中的嘉禾，不成气候，难于收获。连它们自己，也无法确认自己的价值。
因此，善良的人们或迟或早总会对精神构建产生某种企盼。即便他们未必皈依哪种宗教，耳边也会有晨钟暮鼓天天鸣响。
同样是二十岁，你们在各方面都比我优越。只有一点我比你们优越，而且你们很难追赶。那就是，灾难使我对善良特别敏感。
例如，我在极度饥饿中向周围的朋友求借饭票，伸手接取的时候会迅捷地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神。我能辨识得出，眼神角落哪怕一丝的勉强。
于是，我也就早早地明白了善良的本体和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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