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苦短，有去无回。任何人都不可能重新拥有这个季节的这一天，更何况是半年。相反，信息，却时时刻刻如浊潮涌来，毫无节制，而且绝大多数质量低劣，几乎全部与接收者无关。因此，这是一种极不公平的互相占取。
凭着这个实例，我可以规劝学生了：不要离信息太近，不要用电脑太勤，不要被它们占据得太深，不要让它们吞噬得太狠。疏远它们，才有我们自己的土地。看看我吧，连手机、电脑都没有摸过，却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傻，因此而木，因此而笨。
咳，北极的启示，冰清玉洁，冷冽透彻。
因尊严，万事万物才默然自主，悄然而立；因自立，琳琅世界才有迹可循，有序可寻。
没有尊严，世间便是一个烂泥塘。
兰花香了，远远就能闻到。游客们纷至沓来，但在走近它时都放慢了脚步，走得很轻，无语无笑。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崇高力量，在无形中随着香气进退，让人不得不恭敬起来？
腊梅开了，这种力量又在隐约。人们为了不去惊动，连压在花瓣上的雪片，也不去抖落，连积在花枝下的雪堆，也不去清扫。孩子们也懂得轻轻摆手：“嘘，到别处去燃放鞭炮！”
离兰花和腊梅非常遥远的沙漠，长年无水。那成片的胡杨树，居然几百年不枯死；终于死了，又几百年不倒地；终于倒地，又几百年不腐烂。
植物界的尊严已让人动容，更不必说动物界。
中国文化的一个不良征兆，是有越来越多的文人把“忍辱心理”、“敬恶主义”、“避祸哲学”推崇为“生存智慧”。
不错，放弃人格尊严，立即就能生龙活虎。但是，在无数“生龙”和“活虎”之间，人在哪里？
我的朋友，在我远离期间，死了。
他为了一件不大的事，找过很多人。多数都是要人，对于他们而言，要解决那件事，只是举手之劳，而且，是非公道，一清二楚。
但是，谁也不愿举手，因为他们担心，那件不大的事情背后，也许会有一丝不确定的因素。他们与我朋友的友情和承诺是早就确定了的，却为了那一丝还没有出现的不确定，消释了。
是非公道，也全归于零。
他们的冷漠和婉拒，剥夺了我朋友的人格尊严。如果这样做是出于捍卫他们自己的人格尊严，那倒罢了，却不是。他们从头到尾都不太在乎自己和别人的人格尊严。他们温和地告诫我的朋友：“这就是当今中国官场的一种处事原则，你在外面待久了，不明白。”
我的朋友明白了，他吐血而亡。
有人说，事情很小，犯不着搭上生命。但他们不知，事情的大小不能光看表面情节。上海公共汽车上一个老人无故遭到售票员的侮辱，当场气死。
我的另一位朋友还健康地活着，他叫周涛。
他写道，北方寒冷，人们要在地窖里躲好几个月，幸好那个地窖的上方玻璃窗上，天天有一只小鸟来与人们隔窗逗趣。人们一天也离不了那只守信的小鸟。
春天来了，人们移开玻璃窗的第一件事，是把那只小鸟抓在手里。当手掌慢慢伸开就发现，小鸟已经死了——它是被气死的。
最初的名誉，不是个人所能争取的。这是人们在黑暗中猛然听到一种强健声音之后的安静，安静之后的搜寻，搜寻之后的仰望，仰望之后的追随，追随之后的效仿，效仿之后的传递。
名誉是社会大众对个人品行的正面反馈，如果这种反馈广泛而持续，就能在人群间起到协调文化秩序、传播精神力量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名誉实际上已成为社会所赋予的一种权利。
已经取得名誉的人，一般被叫作名人。身为名人而做着不名誉的事，大家就会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因为名人早已与大家有关。所谓“欺世盗名”的恶评，就很难用到一般骗子身上。鉴于此，人们在向名人喝彩的同时，往往又保持着潜在的警惕性、监视性乃至否定性。名声越大，这方面的目光就越峻厉，因而产生了“楼有多高，阴影就有多长”的说法。
常听人说，名人太嚣张。但据我观察，出名后很快萎缩的名人，更多。
萎缩不完全是害怕，大多是应顺和期待——应顺着众人炯炯逼视的眼，期待着众人欲说未说的嘴。贝多芬在一篇书简中说：“获得名声的艺术家常受名声之苦，使得他们的处女作往往是最高峰。”这就说明了成名之后萎缩的普遍性。
不管是萎缩还是嚣张，都是病态。要克服这种“名人症候”，唯一的办法是在名誉上“脱敏、消炎”，平平稳稳地找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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