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木本来可以有很多种用途的，最悲惨的是在尚未成材之前被拔离泥土，成了棍棒。
当它们还是鲜活树枝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对其他生命造成伤害。生命与生命之间，有一种无言的契约。
当它们开始成为伤害的工具的时候，它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生命的根基，成了凶器。这时的它们，既可恶，又可怜。
更可怜的是，它们再也回不去了。“一日为棍，终生为棒。”它们已经泛不起早年的绿色，回不去茂密的森林。
文化传媒间的很多“棍棒”，都以为自己还能回去。回到山，回到林，回到泥，回到地。回到他们天真无邪的学生时代，回到大学里如梦如幻的专业追求，回到曾经一再告诫他们永不作恶的慈母身边。但是，很抱歉，他们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希望。
中国清代笔记中的一个片段，题《儒士行恶》，读后颇有印象。
海隅某镇，突来三名恶棍，专事入室强暴民女。镇民愤恨，便去几里地外的两位儒士住所，请教如何报官捉拿。不料，这两位儒士笃信“丽服诲淫，艳容引奸”的道学教条，闻之反责民女不守妇德，勾引世人。
此后，每当恶棍再度得手，儒士仍然不问恶棍踪迹，只责民女不轨。镇民粗鄙无文，皆信之而息声。
半年后，恶棍更加嚣张，镇民迁出逾半，余者逆来顺受。某夜一村妇惊见，两位儒士早已与恶棍混为一体。
笔记者曰：助恶、行恶，本不可分。两位儒士为何历来只责民女丽服艳容？可见关注久矣。为何关注？饥渴久矣。
不解者问：满口道义，义正词严，岂能尽假？
笔记者曰：不屑道义而明施害者，小恶棍也；高倡道义而暗施害者，大恶棍也。小恶棍为大恶棍开道，大恶棍为小恶棍立言，自古皆然。
余评之曰：中国民间，历来将文人与恶棍分作对立族群，乃大误也。“文”无拒恶之能，“人”有握棍之性。恶而不文，是为小恶；恶而沾文，方成大凶。天下恶棍文人，大多藏恶显文。然而每观其文，大抵空言道义，而作酷评。酷评之始，必先颠倒黑白，指善为恶，为恶扫庭。此评一出，挑起低劣舆情，方圆再无是非，酷评者由助恶而行恶，亦无阻矣。
故余叹曰：巨恶之半，起于文人。文恶之半，起于酷评。远溯“文革”，近观民粹，同此程序，皆可证也。
王小波先生生前说过，中国文化人只分两类：做事的人；不让别人做事的人。
不错，中国文化的跑道上，一直在进行着一场致命的追逐。做事的人在追逐事情，不做事情的人在追逐着做事的人。
这中间，最麻烦的是做事的人。在他们还没有追到事情的时候先被后边的人追到，什么也做不了了。
鉴于此，这些人事先订立了两条默契。第一条：放过眼前的事，拼力去追更远的事，使后面的人追不到，甚至望不到。这条默契，就叫“冲出射程之外”。然而，后面的人还会追来，那就只能指望他们也会累了。因此，第二条默契是：“继续快跑，使追逐者累倒。”
我想，这也是历来文明艰难延续的跑道。
有人说，只须安心做事，不要有后顾之忧。
我说，没有后顾之忧的事情，做不大，做不新，做不好。
我做事的时候如果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证明我所做的事情没有撬动陈旧的价值系统，没有触及保守的既得利益，没有找到有力的突破因素。这样的事情，值得去做吗？
因此，重重的后顾之忧，密集的追杀脚步，恰恰是我们奔跑的意义所在。
不必阻断这样的赛跑。只希望周围的观众不要看错了奔跑者的身份，不要在我倒下的时候，把希望交付给我的背后。
整人之事，举世皆有，而中国的整人行业在以下四方面独占鳌头——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逗趣的行业。一般不以被整者的死亡为目标，而是让对方留命于世，只在名声和人格上予以侮辱，一遍又一遍，无止无休，如猫逗老鼠，作为一大嬉乐。不慎致死，只是失手。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堂皇的行业。一般不以这一行动的本质袒示世人，而是借用一系列漂亮命题作为行动代号，并且中国文化也有足够的词汇可供借用。大多是，冒称掌握了何种最遥远或最细小的隐秘，而这种隐秘又足以祸国殃民。因此整人者永远貌似救世者，当他们一旦举起了棍棒，光环也就出现在脑际。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魔幻的行业。一般不暴露整人者和被整者的真实关系，而是让一块黑布永远遮盖着。只需一个人站出来摆出整人架势，他立即成为刀枪不入的魔术师，而他的奇幻想象力也不再有人怀疑和验证。从此，由他张罗，真假可以互换，生死可以颠倒，绝壁可以穿越，活人可以失踪，众人明知其假却能给予全场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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