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是“成功定型”，而一切成功定型大多是机谋定型、排他定型。这种定型，一般以生存技巧为借口，以压倒他人为目的，使大量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早早地学到了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登上一个个台阶，却终生不再与大善、至善真正结缘。
这两种定型，都会让定型者和被定型者高兴很久。但他们不知道，任何定型都是对生命唯一性、独特性的剥夺。所定之型是共通的、公用的、机械化的，可大量复制的，而生命的高贵本质却不是这样。
用一个中国成语来说，他们让活泼的生命“削足适履”了。那个履，也就是鞋子，是定制的，批量生产的，可以套在千万只脚上，但不适合你的脚，因此必须残酷地裁切你的脚。不错，你有了鞋，但失去了健康的脚。失去了健康的脚，当然也就无法踏入能让生命走向精彩的神秘通道。
在那条神秘通道上，除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一切都不确定。日日夜夜都在不断选择，年年月月都有不同风景，走出一程，又走出一程……
那天，我实在被蒙古草原的胡杨林迷住了。薄暮的霞色把那一丛丛琥珀般半透明的树叶照得层次无限，却又如此单纯，而雾气又朦胧地弥散开来。
正在这时，一匹白马的身影由远而近。骑手穿着一身酒红色的服装，又瘦又年轻，一派英武之气。但在胡杨林下，只成了一枚小小的剪影，划破宁静……
白马在我身边停下，因为我身后有一个池塘，可以饮水。年轻的骑手微笑着与我打招呼，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腼腆地一笑，说：“没啥事。”
“没啥事为什么骑得那么快？”我问。
他迟疑了一下，说：“几个朋友在帐篷里聊天，想喝酒了，我到镇上去买一袋酒。”确实没啥事。但他又说，这次他要骑八十公里。
他骑上马远去了，那身影融入夜色的过程，似烟似幻。
我眯着眼睛远眺，心想：他不知道，他所穿过的这一路是多么美丽；他更不知道，由于他和他的马，这一路已经更加美丽。
我要用这个景象来比拟人生。人生的过程，在多数情况下远远重于人生的目的。但是，世人总是漠然于琥珀般半透明的胡杨林在薄雾下有一匹白马穿过，而只是一心惦念着那袋酒。
我想复述三十多年前一篇小说的情节。
这篇小说当时是在一本“地下杂志”上刊登的，没有公开发表，我也是听来的，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影响似乎不小，题目好像是“在公园的长椅上”。
写的是一个国民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大半辈子争斗。两人都是情报人员，一九四九年之前，那个国民党人追缉那个共产党人，一次次差点得手，一次次巧妙逃遁；一九四九年之后，事情倒过来了，变成那个共产党人追缉那个国民党人，仍然是一次次差点得手，一次次巧妙逃遁，但毕竟棋高一招，国民党人进入了共产党人的监狱。谁知“文革”一来，全盘皆乱，那个共产党人被造反派打倒，与老对手关进了同一间牢房。大半辈子的对手，相互尽知底细，连彼此家境也如数家珍，年年月月的监狱生活使他们成了好友。
“文革”结束，两人均获释放。政治结论和司法判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人已经谁也离不开谁，天天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闲坐。
更重要的是，这一对互相追缉了大半辈子的男人，都已经非常衰老。终于有一天，一位老人只能由孙儿扶着来公园了。另一位本来也已感到了独行不便，看到对方带来了孙儿，第二天也就由孙女扶着来了。
双方的孙儿、孙女正当年华，趁着祖父谈话，便在附近一个亭子中闲聊开了。他们说得很投机，坐得越来越近。两位祖父抬头看去，不禁都在心中暗笑：“我们用漫长的半辈子才坐到了一起，他们用短短的半小时就走完了全部路程。”
——这篇小说过于刻意纤巧，但在处处还是“政治挂帅”的时代，提供了一种以人生为归结的思维。怪不得，当时的公开杂志都不敢发表。
年迈的皇帝祭祖，仪毕，在陵园门口见一躬身相送的老人。
皇帝凝视守陵老人，皱眉、摇头、叹气，上辇离去。
臣子们不知圣上何意，立即排查守陵老人的履历和疑点。疑点甚多，每条都足以使皇帝皱眉、摇头、叹气。守陵老人一生见过皇室的各色人等，他有可能划入任何一个反叛势力和篡权集团。
更有确实证据，守陵老人还在清明时节，去那些皇室离异人士荒芜的墓地，烧过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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