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我一路喜欢做穷凶极恶式的“流气”抗争，也不尽然，我也有极动人的做法。雷震《自由中国》被封后，它的作者胡虚一卷入殷海光案，坐牢期间，瞎了一只眼睛。这场冤狱，雷震的老婆——“监察委员”宋英视若无睹，丝毫不肯援之以手，反在胡虚一出狱后，说没心肝的风凉话。宋英对胡虚一说：“别怪国民党了吧，国民党弄瞎你一只眼睛，但免费为你把另一只开刀，开出来比以前还好用，国民党也不错啊！”胡虚一出狱后，就宿通化街程积宽煤气行地下室，每晚睡觉，要踩着砖头下去，因为地下室淹水。由于他和我在殷海光家有一面之缘，他乃求助于我，我怜其因义受难，乃把他接出“地窖”，全套照料其生活。他说他整理雷震日记，雷震同意他影印存念，雷震如今死了，或可发表在我办的“万岁评论”上，我当然欢迎。不料消息一出，宋英立刻在余范英发行的《时报杂志》上警告，一边说李敖以不正当方法取得雷震日记，一边警告不得发表，否则要告。我看到后大怒，乃声言我不等你告，我先告你！宋英立刻怕了，也放水了，宣称李敖难缠，她不告了。可是余范英这边无法一走了之，被我逮住。我到法院递出状子后，余范英主战，但她老爸余纪忠却力持慎重，派高信疆太太柯元馨和简志信（瑞甫）前来疏通，因为他们两位太客气，不太能准确转达我对余纪忠不满的话，所以我决定写一封信给余纪忠，信中说：
昨天柯、简二位，奉先生之命，第四次来舍下，转达先生请我撤回告令爱的讼案，他们一再强调说：余先生说，他对你李先生素来钦佩，多年来《中国时报》也一直给李先生做公正报道，以后还会继续做公正报道。我说：我在十八年前（1966年）也告过余先生，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报，用第三版六分之一的篇幅，单方面报道他的朋友徐复观诽谤我的长篇大论，却不登我这方面的，这是有违“中国新闻记者信条”中“善尽新闻责任”、“公正第一”、“热烈伟大之同情心”等任何一条信条的，这是不公正的报道，余先生恐怕忘了——这是第一次。四年前（1980年）国民党由王异带头的秘密小组发动司法斗倒我、舆论斗臭我，利用胡茵梦等人，连番诽谤我，《中国时报》的新闻处理，是以三十比一的比例进行的，不但使我只有三十分之一的“公平”，并且一律拒绝按照“出版法”、“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给我更正。我当时是以挂号信寄去的，并且打电话告诉了余范英。余先生不能说不知道，这又是不公正的报道，余先生恐怕又忘了——这是第二次。两年前（1982年）我出狱，出狱当天下午就招待记者揭发监狱的黑暗，那一阵子，反倒是《联合报》登了两边的话，虽然也比例不对，当时《中国时报》登的，却是“法务部”那边一面倒的骂我的话，这又是不公正的报道，余先生恐怕又忘了——这是第三次。今年又来了，《时报杂志》又一面倒登宋英诽谤我的话，按照最基本的新闻处理原则，要登，也得向胡虚一和我查证一下吧？可是却全无此等基本手续，就悍然登出，并且一登再登，胡虚一写信更正，第一次是擅删其信，第二次是根本不登，甚至连礼貌上不登的原因都不打个招呼，这未免太目中无人了，这又是不公正的报道，余先生恐怕又忘了——这是第四次。多年来，每在国民党想用舆论斗臭我的时候，《中国时报》都无一不与，现在余先生说多年来《中国时报》一直给李先生做公正报道，我李先生实在不敢相信。我跟柯、简二位又说：余先生和你们各位，都没做过第一大报的受害人，不在局中，不知其苦；相反的，高高在上，享受官方只许我办报不准你办报的独占，自然就久而不觉其错，余先生说他对我一直公正报道的心理，是我可以理解的，大权在握的人，没人会在内心里使自己不平衡，余先生当然不相信他自己是不公正报道的人，虽然事实上，焦头烂额的总是我们。《伊索寓言》中青蛙向小男孩们抗议，说对你们是运动、对我们是玩命；《聊斋》中蝴蝶向县太爷抗议，说对你是赎罪工具、对我们是虐待死亡。这些对比，都说明了双方立场不同，看法的差距是多么大，我并不奢望余先生采取我的看法，但是我必须使他多少要觉醒到，《中国时报》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清白、那样公正，至少对李敖绝非如此，他的看法错了。我承认余先生说素来钦佩我的话是很诚意的，我承认他对我的理解比其他国民党大员高明得太多，我也承认他在我为《中国时报》写专栏时对我十分礼遇，我甚至感谢我结婚那天余先生余夫人到我家来看我，请我吃饭。……但这些私谊，在风浪来时，似乎都无助于双方的毫不容情。多少年来，我在外名誉这样狼藉，拜第一大报的揄扬之赐，恐不在少，而其中波谲云诡，变动无常，也颇足警世。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楚崧秋、“新闻局长”宋楚瑜请我吃饭那次，余先生在座，说《中央日报》曹圣芬连李敖卖书的广告都不登，未免使本党示人以不广，请楚主任向曹圣芬关照；但是曾几何时，第一大报也一样广不起来了。当《中国时报》拒登我的广告，出版社方面请我直接写信给余先生关照的时候，我说何必呢？余先生自己，会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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