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要和心灵团结外，我觉得一个作家还应该和自己写作的语言握紧手。这不是无聊。语言是最具欺骗性的东西，但千万不要欺骗了你作家本人。有人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人使用得又脏又旧。这既是一种事实，又是一种告诫，是希望：人们在希望发行一种新币！如果一篇小说里拣不出一两句带点儿特点的句子，我就觉得这篇小说是臭烘烘的、要打倒的。这是我的固执和蛮横，但是……怎么说呢？我相信一个作家关注自己写作的语言，就是关注自己的命运。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应该像关注自己命运一样关注自己写作的语言。我经常想，为什么不能有这样一种语言：它是简单的，简单中又蕴含着质的硬朗和美的韵律，就同人类的形体一样。我以为，人类之语言的感觉应如流水之于一石头一样，随着岁月流逝而越来越光滑、精练、硬朗、生机勃勃。这就是说，我们的语言不应该像钞票一样，而是应该跟武器一样，像一杆枪！
不过，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这些愿望和四周的现实放在一起，好像是将耶和华和撒旦放在了一起，我感到非常难堪的同时，也备感孤独、恐慌。
1997年5月5日
受惊记
符合所有大灾难的特征，虽然有个别零散的征兆和暗示，但没有任何确凿的消息和大面积的风声，于无声处中，于无防备中，我身边的地裂开了。
地震发生时，我正在成都市少年体育中心打羽毛球。这是我坚持已久的一项锻炼，每周一、四下午两点至四点。当时我刚打完一场球，正在休息中，忽听屋顶发出哗哗的响声，像有一支队伍在屋顶急行军。我抬头看了一下，发现哗哗声转眼间已经变得更加汹涌，好像急行军的人数又增加了一倍。我的理智迅速作出了反应：地震了！我边对馆内的人喊：地震了！边往外跑。没人相信我，我脸上的笑容似乎也有点不相信自己。跑到门口时，发现屋顶像筛子一样纷纷筛下了陈年尘埃，与此同时我看到屋顶在摇晃。已经不容置疑！我回头再喊同伙，急切的声音令他们深信不疑，立即丢了拍子往外冲。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又过几秒钟，我们已冲到室外。似乎有短暂的间隙，我们正在怀疑刚才的异常是不是地震时，新一轮震动开始了。明显比刚才剧烈，我感到脚下厚实的水泥地变薄了，变活了，在隐隐地动，人像站在船上，船在水中荡漾。但我不可能有这种错觉，因为我惊恐的双眼清晰地看到，两边的楼房像失去了重量，在风中晃动，随之玻璃咣当咣当地往地下砸。我的三个同伙飞身跳过绿化带，去了更开阔的空地。我比他们迟了一秒钟，却再也不敢尾随。因为，我担心就在我飞身跳过绿化带的一瞬间，旁边的体操房会倾坍，把我永远地埋在绿化带里。我置身的空地是两个室外羽毛球场，三边都有房子，看上去三栋房子晃摆得越发厉害，似乎随时都可能垮下来，如果它们同时包抄我坍塌下来，我不论选择站在哪里都必死无疑。我不想就这么死，眼睛飞快地在三栋房子间睃视，指望能及时发现谁先垮，好让我争取惟一可能的逃生机会。据后来地震局说，这次地震持续的时间只有五十四秒，减掉前面的十几秒，我捱熬的时间也就是半分钟多一点，但我感觉漫长得已经把我全部的心力都用尽了。
恐惧把短暂的时间无限拉长了。
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回忆起来仿佛是假的。
当震感彻底消失，惊魂甫定，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儿子。儿子11岁，在上小学。我给老师打电话，手机成了一块废物，无论是打座机还是手机，都是“连接错误”。我只好开车去学校，一路上看到街头站满了人，叽叽喳喳的，不时还可以看到一些瓦砾散落一地，围观的人把道路堵了。在繁华的琴台路上，由于堵塞得厉害，我的思绪第一次兜回来约见了我。我问自己：震中在哪里？有多少级？会不会有人死了？
接孩子时，发现学校的一面墙上有一条裂缝，不大，不到一厘米。儿子很兴奋，说还有更大的裂缝，硬要带我去看。我拉紧他的手，默默地往外走，心里想的是要马上回去，看看我家的房子有没有裂缝。回了小区，却回不了家，物管不准每一个人进楼道，还在大声吆喝，叫楼里的人都下楼来，说还有余震。喊得人心里惶惶的，不敢往所有建筑物边站。我加入了叽叽喳喳的人群中，远远看见一个身穿睡衣的妇人，披头散发。我下意识地避开目光，孩子却冲了上去，大喊妈妈。当时她正在八楼上睡觉，一本飞来的书把她砸醒了，继而看到所有书都从书架上飞出来，继而是抽屉、衣柜上的皮箱、书桌上的台灯、茶杯、鱼缸里的水，等等，都像中了邪，纷纷往地板上扑……这时候，我想她即使没有穿睡衣大概也会冲下来的，顶多裹一层床单什么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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