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喝醉了，我不知当时是几点钟，也不知我为什么会提起那道伤疤，是出于一时冲动，还是乘着酒兴，还是感到厌恶。“英国人”听后脸色骤变，我立即想，他一定会把我从他家赶出去。但他仍用与往常一样的口吻说道：
“我就来给你讲讲这道伤疤的故事……”
感觉不对嘛，我觉得。于是，对照看王央乐先生的译文：
……吃完晚饭，我们走出屋去，看了看天色。雨已经停止，但是在南部的高原背后，还有闪电划破天空，正在酝酿着另一场暴雨。这时候，刚才侍候我们吃饭的仆人，拿了一瓶朗姆酒到收拾干净了的饭厅里来。我们默默地喝着，喝了很久。
不知过了多久，我发觉我已经喝醉了。我也不知道是出于灵感，或是出于兴奋，或是出于腻烦，我提起了他的伤疤。这英国佬的脸沉了下来。有几秒钟，我想他大概要把我赶出屋去。结果他却用惯常的声调对我说：
“我可以把我受伤的经过讲给你听……”
“对于我们来说，爱尔兰不仅是美好的未来和难以忍受的现在，它也是痛苦的亲爱的神话，是圆形的塔，红色的沼泽，是帕内尔的反抗，是歌唱偷牛的宏伟史诗；有的牛被人格化而成为英雄，有的却变成了鱼和山……”
如上关于“爱尔兰”的那段文字在我现在的书上变成这样：
“对于我们来说，爱尔兰不仅意味着乌托邦式的理想和痛苦的现实，同时，也是一个既痛苦又甜蜜的神话。她有很多圆形的塔楼和红色的沼泽地，但遭到了巴涅尔的遗弃。爱尔兰还拥有歌颂盗牛英雄的长篇史诗，而这些牛的化身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鱼和山……”
坦率说，这时候我开始加快了阅读速度。不，是改变了读博尔赫斯作品的习惯。我经常跟朋友们说，王央乐先生把博尔赫斯弄得叫我不忍心一口吃掉，我总是慢慢又慢慢地读，一边读一边品味，像是在用舌尖舔。但是，这两位老兄（他们的名字我早忘记了）制造的——粗制滥造——博尔赫斯让我恨不得一口吞掉。我确实用很少的时间翻完了整本书，至终我也没有消除开始时的阴影。这阴影像魔鬼一样始终跟随着我的目光，仿佛是我目光的阴影，我目光到哪里，它便拖到哪里，到最后你可想它被拖拉得有多长多大：足以将我开初明亮的心情淹没得黯然无光！
不用说那天晚上我有多沮丧，我深刻地感到，这两位老兄塞给我的是一个虚假的博尔赫斯，是一个被明显歪曲的博尔赫斯。他们一定不知道，一尊美神一旦被扭曲，就会变得非常丑陋，比凡人还要丑陋。所以，他们的博尔赫斯比他们自己还要丑陋，还要乏味，就像一只用沙子做成的馒头，你只能弃舍，或者一口吞下。我是一口吞下了，但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厌恶，多么难受！在极度的懊恼和痛恨中，我对那本书狠狠地拍了一个巴掌，然后高声地对它喊道：
“光靠一点简单的勇气和虚荣心是翻译不了博尔赫斯的，谁想通过平庸来举高自己，只能使自己显得更加平庸又丑！”
我的喊声惊动了邻居，却也仅仅是邻居，怎样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听见它？这是我写作本文的最初冲动。
我没有忘记红哥的嘱托。
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巴比伦的抽签游戏》对我的打击（它给了我一个虚假的博尔赫斯），我更加把朋友的嘱托当回事了。我想，红哥译作的出版也许多少能消除一些《巴比伦的抽签游戏》对博尔赫斯的不良影响。同时我相信，《巴比伦的抽签游戏》的滞销决不是由于读者真的厌倦博尔赫斯，只是厌倦“虚假的博尔赫斯”。正如我那位出版社朋友所说的：从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近10年来，为博尔赫斯倾倒的人是众多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谁是真正的博尔赫斯，谁不是——《巴比伦的抽签游戏》就不是，它是虚假的，残陋的，我们看透了它的虚假和残疾，所以它被遗弃、滞销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认识到《巴比伦的抽签游戏》滞销的症结之后，我更加有信心地张罗起红哥译文的出版事宜。通过同窗好友闫连科中介，湖南文艺出版社给我做出了“乐于出版此书”的肯定答复。这样，我便给蓉城的红哥去信，请他赶紧把译稿寄给我。他回信说：稿子还没有全部译好，让我等一等，“快则半个月，慢则一个月”。
我等。
等过一个月没回音，两个月还是没有。我想他可能另作安排了，也许那边有更丰厚的稿酬或者其他，于是就把这件事撂在一边，同时把红哥这人也撂一边了。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可以不给我回音，哪怕是“另作安排”的回音。对这样杳如黄鹤的人，我有充足的理由将他“撂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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