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自己“新房”画的速写
这干部在我说话时好像根本没听，我说完他立刻说：“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你算不算当权派应该是本单位革命群众说了算。”说完这两句，不管我再怎么问，他翻来覆去只这两句，最后说：“回本单位去吧。”
我从帐篷钻出来时，心已凉到底了，和广场一样凉和空空荡荡。忽见妻子站在我对面，身上裹着一个大棉猴，斜背个军包，绿色的背带斜在胸前，嘴上扣着一个大白口罩，口罩上边一双大眼睛直望着我，绝望，茫然，不知所措。我忽地涌起一阵怜惜的情感，作为男人我不能把压力放在她身上，我应比她强，给她力量。我用胳膊上去一拥她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在乎。最多就是不再管事嘛，更好！咱们回去吧。”我们踏上了返回的火车。
火车上很乱，有进京告状的，有各派之间相互串联的，也有全国大串联的红卫兵；这些大串联的红卫兵是可以不买票的，但他们常常会和列车员吵起来；还有一些卖各种“红卫兵小报”和“战报”的人在车厢里挤来挤去，叫着：“一分钱一份！”
我和同昭上车晚了，没有座位，就坐在车厢连接处的地上，肩靠着肩。我的腿长，常给走来走去的人踩着。忽然车厢里的喇叭广播一条没头没脑的新闻说：伟大领袖的身体非常健康，经医学鉴定，伟大领袖至少活一百四十岁，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车厢里立时被一片高呼万岁之声淹没。我和妻子对视一眼，传达彼此心中的惊愕：这运动还要搞多少年啊，一直要搞到我们老了，要搞一辈子吗？我感觉火车好似载着我们正在一头扎入无穷的黑夜里。
我在大理道松竹里2号只住了很短的时间。
岳母从北京回来，看了我们的新房心里不悦，不知是因为我们在废墟上的精心构筑——哪怕很简易和贫寒的构筑——惹起她不快，还是担心我们要对她这间小屋长久占用。我天性不愿占人便宜，更不愿别人认为我占便宜。第二天，我们就去找街道赤卫队的队长杨增，请他帮我们解决一间小屋，哪怕再小也满足。当时，赤卫队替代了“文革”以来已经垮掉的街道管委会，管理着五大道民园地区居民的一切事务。这一带被抄户很多，查抄物资与查封房屋到处皆是，这些房屋与物资一时无人接收，全归赤卫队管。赤卫队在这个特殊时间里有着非常的权力。杨增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复员军人，在军队服役时当过营长，冬天里喜欢披一件军大衣，走路很快，有军人气质，说一不二，很强势，然而他为人率性又富于人情，对被抄户常常露出同情心，被抄户碰到难处，特别是天凉之后，一些被抄户没有御寒的棉衣棉被，都去求助于他。当他听到我们的困境，便说：“你们都是老实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应该区别对待。记住，这是党的政策。”随即就把同昭家被查封那所房子的小后院打开，叫我们住进去。当时，我真被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福气惊呆了。
真正的福气是命运把你的一切肆劫一空之后，忽然把你最渴望的东西扔到你的面前，如同饥寒交迫中一个热烘烘的馍。
同昭家的前院与正门在睦南道上。这个小小的后院，原是这座老建筑附属的佣人的住房。有两间极小的屋子，一个一米见方的蹲坑厕所，中间是个长方形铺着红砖的小院，一扇窄窄的木门通往外边的后胡同。虽然小室里仅能放下一张双人床，用水要提着桶到院外胡同的尽头去取，但关上门，却是一个十分宁静、紧凑和私密的“与世隔绝”的空间。在我俩从松竹里搬来时，刻意将属于她父母家的东西全都留在那里，我喜欢一切都由自己创造，由无到有，从零开始。人只有在这种时候最具创造欲，最有幻想，最需要自己和依靠自己。
这个小院是我人生第一个真正自己的家。
第一个走进家中的是我的儿子。
他是第一个把“爸爸”的称呼送给我的人。对于我，这不仅是一种人生的幸福，也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责任。
那时正是最冷的天气，小屋如冰窟，没有自来水，还要上班和参加政治运动，而且我们太年轻，完全不知道怎么护理婴儿，只好把儿子放在两位善良又尽心的中年妇女那里护养。托儿户也是被抄户，没有经济来源，我们必须付出自己所有的力量。于是，开始了一种拮据、艰难又糅合着人生幸福的生活。
我们给儿子取名一个字——宽，他大名叫冯宽，昵称宽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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