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形势日益复杂，袖章愈加五花八门。有时对立的两派都来印袖章，在我们这儿遭遇上了，没说几句话就要打架，我单位的老邢对他们说：“你们要打到街上去打，我们是逍遥派，没观点，不向着任何人，谁来印都给印。”单位的同事们说这样最好，管它哪派，给活儿干就好。
可是这种超然的日子没过多久，一天上班来忽见人人脸色都有些异样，抬头看，迎面墙上两张大字报，竟是写给我的。题目是“揭发冯骥才的十大罪状”，小标题是“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冯骥才”，我的名上居然用红笔打着叉。再看署名是我单位一位姓王的同事。怎么会是他？
这个王姓的同事是刘奎龄的徒弟，擅长走兽翎毛，功力不错，我和他平时关系挺好。他喜欢向人借钱，常常借了还不上，债主就找上门来要，逢到有人向他讨债，都要靠我去帮他周旋和解围。再说前两天下班还同我一起去喝酒，有说有笑的。
他为什么突然对我反目？当时的我，尽管已经二十五岁，由于此前的家境还算富裕，人生过于简单，喜欢把生活想象成小说，对待人际关系过于理想化和感情用事，世事所知甚少，或者说不谙世事，“文革”让我一下子突然看到人赤裸裸的另一面；我惊愕、意外、不可理解，但必须接受，因为现实是强制性的，人生存在现实里，不管现实变成什么样，你首先得承认它。“文革”前书画社由三个人组成的社委会来管理，这三个人是区文化科指派的，管理社里的行政、财务和业务往来。我是其中一个。那二位都是年老的画工，管行政和财务；我年轻，比较能干，负责与社外的业务联系，过去是接洽书画业务，现在便是联系丝印了。别看在这个小小的书画社管这点事儿什么也算不上，却叫这王姓的同事看上了。突然扯去平日熟悉的面孔，露出杀气。
那天下午，他来到书画社时正好和我面对面，他的目光立即躲开，再没瞧我一眼。屋里的人都不说话，没人跟他说话，也没跟我说话，气氛异样。那时的生活可是说变就变。我脑袋有点乱，同昭的一句话却使我清醒过来：“人家当权派都是国家派的干部，是党员，你什么也不是，光是跑跑业务就能算当权派吗？”我便找朋友去打听我是否算当权派。有的说：“你算屁当权派。你那单位自负盈亏，说垮就垮，垮不垮都没人管。你别再给他们联系活儿干了，没人上班，看看谁是当权派。”有的说：“你那个小作坊都算不上是一个正式单位，甭说公费医疗，连工作证都没有，你是当权派？不是太无知了？”有的说：“人家是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是党员吗？你单位连一个党员都没有，哪来的当权派？你还真把你自己当回事，瞧把你吓的，脸都白了。”他们说得再有理、再好，却没人认可，这些道理也无法拿到书画社去说。于是，我到文化馆和区政府的文化科去问，但是过去管我们单位的文化馆吴主任和区文化科的卞科长都被打倒靠边站，再去问别人，别人只是笑笑，没人解释，也没人肯解释。有人告诉我，现在各地政府都被打倒了，没人主事，很多问题没人说了算；据说在天安门广场上临时建立了一些地区的联络处，有不明白的事可以向他们咨询。天津的事归“华北地区联络处”管，这个联络处也在天安门广场上办公，可以去找。
我和同昭马上到火车站买车票奔往北京。那天阴天，赶到天安门广场，昏昏沉沉，天气很冷，黑压压到处是人，人群中间立着一些临时办公的帐篷，人们挤来挤去，多是进京告状的人。运动初期大量挨整的人现在没人管了，便跑来申冤；一个老人拉着我就喊冤叫屈，他的手死死抓着我的胳膊不叫我走，我说我不是政府的人，我也有麻烦，我比你还冤，老人才松了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边终于找到这个“华北地区联络处”，我们钻了进去，里边只有一个人，干部模样，穿着厚厚的军大衣，头戴“三块瓦”棉帽，两边的两块放下来垂在面颊旁，人有五十多岁，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小桌前，阴沉着脸，见我们进来，只说一个字：“坐。”桌上一支笔，一个登记本。他指指登记本叫我把自己的姓名、单位、地址都写上去，然后只说两个字：“说吧。”我便把书画社的情况一五一十说来，这些话我昨天想了一夜，复习了无数遍，来北京时还想了一路，记得清清楚楚，可是张口一说却乱了，愈想说清楚就愈乱，最后把一句最想得到答案的话说给他：“我到底算不算当权派？”然后着急地等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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