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他们没有上楼来，只是在院里闹，闹了一阵，尽了兴，便回去了。冬日外边毕竟很冷，然而隔一段时间他们又来了兴致，就会再跑到院里吹喇叭、喊口号，用手电的强光朝着我们的“新房”攻击一阵。整整一夜我们就是这么度过的。到了后半夜，他们大概也累了，没劲儿了，睡了？反正没动静了。我们便穿着棉衣卧在床上。屋内没有炉火，太冷；又怕他们突然袭击，闯进来。我感到她一直在打战。我悄悄地吻了吻她的脸颊，她的脸像冰凉的玻璃罐儿；她是木然的，毫无反应也无感觉。
我们的结婚照
后来，我们也睡着了，睁开眼时天已亮了。没有窗帘的屋子亮得早，其实这时还不到七点钟。我第一眼就看到桌上那几枝插在玻璃杯里的康乃馨，却感觉不到它们优雅的美。它们精致的花瓣漠然开放在冻人的晨寒中，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之夜”了。
五十年来，我一直把自己这个遭遇视作我的一个人生财富，一生都不会丢掉。我妻子却从来不把每年的12月31日作为结婚纪念日，她要挪到转一天，改为1月1日——元旦。她想从生命里切掉这一天，或者跨过这一天。
跟着应该是“蜜月”了，但我们也不可能有蜜月，因为“一月风暴”开始了，否定红卫兵、骂红卫兵的声音出来了，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吗？怎么忽然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了？跟着造反队纷纷揭竿而起。前一阵子一些被打倒被批判的人，又起来拉一帮人马，专和原先正统的“主义兵”作对。一天，我去文化馆办事,撞到美术组一个姓韩的干部，他说：“你怎么不参加咱们文化系统的造反队？”我说：“我能参加吗？我出身不好。”他说：“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愿意跟着毛主席造封资修的反，造当权派保皇派的反，都欢迎参加。”我听了很兴奋，表示愿意，他带着我上楼去报名，还领了一个大红袖章，足有半尺宽，上边只印了两个黄色的大字“造反”。我把它往胳膊上一套，立时感到威风八面。几个月来最有威慑力、令人震悚的红袖章，竟然“合法”地跑到了我的身上。我从此变了一个人？
从文化馆出来，我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先去母亲家，想叫母亲感到一种保障与安全。一路上觉得很多人在看我，好像碰到了一个很厉害的人，可是到了大理道只听几个在路边玩耍的孩子惊奇地说：“瞧，冯大个儿当上红卫兵了。”这些孩子肯定都参与过抄我家，现在一看不妙，一哄而散，都跑掉了。
我有点诧异：我怎么成了红卫兵？我到家，母亲见我戴着大红袖章，问了半天我也说不明白，母亲露出担忧。不过，她也不必担忧，第二天文化馆就来人找我要走了袖章，据说他们的总头说我出身不好，容易叫对立面挑刺找麻烦。虽然后来不少出身不好的人都参加了造反派，我却从此认定自己还是做超然世外的逍遥派最好。
我结了婚，到了现实生活里，才发现我们乘上了一只很单薄和无助的小船，而且这只船正在沉没。我俩在同一个单位——书画社里从事古画的临摹。她喜欢花鸟和仕女，习画时师从天津美院的两位老画家溥佐和张其翼；我长于山水，老师是惠孝同和严六符。我俩都从宋画入手，临摹也多是绢本，在书画社里都算是高手，靠画画吃饭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文革”一来，古画成了“四旧”，临摹古画是宣传封资修，我们书画社立即把所有的画，包括临本、范本、粉本以及各种资料全堆在街边上烧了。可是临摹古画被废止，马上断了我们的粮草。结婚后第一个月两人的工资是七元二角五分，不光是我们，单位二十二人全部都站在经济的谷底，像一群无奈地站在干涸的河床上的禽鸟。
结婚十年后大地震中，所有结婚纪念物都丢失，连结婚证也砸在废墟里，只有结婚时我俩精心选购的夜明钟幸存于世。但玻璃面碎掉，表针已停住不动。这时间曾停在我人生中的哪一刻？不得而知
触发我的自救之谋的还是红袖章。
这期间我在街上发现戴各种字样袖章的人愈来愈多，能不能给他们印袖章上的字呢？我向一位做工艺美术设计的朋友打听，得知印袖章的工艺极其简单，经过一通努力，很快将书画社改行为丝印作坊，专印袖章和各种旗帜。我们书画社只有一间房子，在营口道临街的一幢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是一个做糨糊的车间，街上人车往来，画画有点乱，招揽业务却是个好地方。丝印一开张，天天各种红卫兵和造反队爬上楼来印袖章队旗。那时社会各种群众组织揭竿而起，我们只要对方出示单位证明就给印。一天，有个学生来印袖章，“红卫兵”前边加“千钧棒”三个字。那时红卫兵已不是铁板一块，分裂成各派，各立名号，多取于毛主席诗句，如“风雷激”“金猴”“云水怒”“从头越”“追穷寇”“全无敌”“在险峰”等等。这学生与我办理完手续，我送他下楼，他边走边说：“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了。”我不认识他，忽想他是不是抄我家的红卫兵？着意看他一眼，有点像曾经那个跟着周队长的高个子，待回来拿他的介绍信一看——十二中，没错！这时再看用一排排竹竿晾了满屋子的红袖章，对红卫兵的恐怖感立即消失了，人像松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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