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俩两手空空，任何家具都没有，可是那天把房子打扫干净，再用拖布把地板拖过，站在空屋中间，闻着清水擦过的木地板的气味，心中忽冒出一种新生活即将从这里开始的兴奋来，我俩相互露出笑容。但是兴奋也不能出声，因为楼下住着红卫兵。四个月前五大道抄家时，这里曾是红卫兵的临时指挥部，后来一些被抄户住进楼中，它更像一个看守所。然而此时红卫兵大多外出串联去了，主战场已不在这里，人也少了，我们反过来要加倍警惕他们；不能叫他们得到任何风声。
大理道松竹里2号的窗户，1967年1月1日我在这里度过了“新婚之夜”
我从自己家里搬来两件家具，一是小时候使用的书桌，书桌的一角在抄家时被斧子砍去，桌面还有几道挺深的剁痕，把它放在我们小小的新房内，大小刚好；再一件是租界时代的遗物——躺柜，柜门已被砸烂。我便把柜子立起来，用木板钉个柜门装上合页，成了一个别致的小立柜。床是用抄家扔下的烂木头架起来的。没有窗帘，便用半透明的硫酸纸糊在窗户上。同昭买了一盆文竹放在改制的小立柜上边，婆娑的绿叶斜垂下来，这惹起了我们对“新生活”的幻想，跟着便兴致勃勃去到商场，给自己的新房添置了两件真正的家庭物品。同昭是生活的唯美主义者，这两件物品都是她用心挑选的，一台是造型别致、漆成天蓝色的浪琴牌木匣收音机，另一个是小小的夜明钟。于是，一个在废墟上构筑的小巢就这么温馨地成形了。这台收音机还能收短波，但我不敢去拧。我知道，只要短波的电台一响，叫人听见，就会让我立刻送命。我们要分外留心把自己的小巢藏在自己的身后，对谁也不说。
那时，我母亲躲在家中不敢出门，因为她头发被剪，一时长不长，出去就会暴露，遭人攻击。直到天冷，可以用块布做头巾把头发包上，她才敢提篮子去买菜。母亲只有不多的一点钱，她交给我二十块钱，叫我给同昭做件红褂子。同昭哪敢穿红的，就买块蓝雪花呢的布料做件棉袄的罩褂，母亲见了就哭了，说哪有新娘子不穿件红的，又拿出二十块执意叫同昭再买块红色的。这样母亲手里可就没多少钱了。同昭执意不要，我却接过钱来，又拉着同昭去买了块深洋红的雪花呢，再做件罩褂，穿了去给母亲看。依从母亲，叫她顺心。那时候所有的事都是戗着，只有自己能叫自己的心气儿顺着。
结婚那天晚上，同昭的父亲在劝业场附近惠中路上的红叶饭店请我们吃饭。那是一条窄街上一家很小的饭店，店门不过五尺宽，三层小楼，但这里专营的四川菜却做得有滋有味。记得那天“婚宴”的菜有一碟鱼香肉丝，炒得很香，后来只要一吃鱼香肉丝就自然会想起“结婚”二字。当时她的母亲住在北京，她弟弟妹妹都来参加我们的“新婚晚宴”。她父亲举起盛着葡萄酒的酒杯轻轻说了一句：“祝贺！祝贺！”跟着六七个酒杯丁丁一响，她父亲送给我们一小束淡粉色、很优雅的康乃馨花——那是同昭最喜欢的花，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了。我们一边吃，一边不时扭头看看是否有人发现我们，好像我们在偷着干什么事。这感觉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
在我离开家来赴“晚宴”时，母亲给了我一个布包，里边有一套秋衣秋裤，还有内衣和袜子。我出门把这布包夹在自行车后衣架上，跨上车，一心去往“晚宴”，饭后骑车到新房，忽然发现布包没了，掉了吗？那可是我带到新房的全部家当！是掉了。因此我说我人生的新阶段是真正从零开始的。
新婚之夜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美梦，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更残酷的现实。
我们从外边回家、锁车、上楼、开门都是小心翼翼，几乎没有出任何声音。进屋开了灯不一会儿，外边忽然响起喇叭声，吓了我一跳；声音很大，好像就在窗跟前，再听原来声音出自外边院里，跟着有人喊：“狗崽子，你们干什么哪？”是红卫兵！他们知道了？我们突然感到极度紧张。被发现了吗？我们没出一点声音啊！难道走漏了消息？反正是糟了。
跟着，一群红卫兵，五六个或七八个吧，站在院里又吹喇叭，又喊又叫，又唱革命歌曲，又喊口号，又念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同昭吓得赶紧把灯关上。他们反闹得更欢，夜里静，声音显得分外响分外清晰。喇叭声像火车汽笛那样震耳。不一会儿，他们想出更具侵犯性的法子——用手电筒往窗子里照。他们的手电都是长把儿的，电池放得多，光极亮。他们在下边往上照，我们没有窗帘，电光就直接照在屋顶上，手电晃来晃去，许多条雪白的光就在屋顶上乱划，好像夜间空袭的探照灯。那种紧张感难以表达。我们哪敢再去生炉子，只能穿着棉袄坐在床上。我紧紧搂着她，感到她在发抖，我知道她更怕的是突然的砸门声和一群人破门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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