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一个学生冲上来把假牙夺走，训斥她：“你还想用假牙吃我们劳动人民的血肉吗？做梦！”一挥手把她的假牙摔得粉碎。他的行动引得站在院中和墙上的孩子们叫好。
有一句话热烘烘涌上了我的心头：“你们还有人性吗？”但我知道——我不能说，我可不能毁掉自己。我急中生智，弯下腰对二妈说：“你知道你犯下的罪恶吗？”二妈一直是个和善又自尊的老太太，可她竟像个乞丐傻呵呵地对我说：“我想吃捞面呵！”我发现她眼神有些涣散了，嘴张得圆圆的，神情似笑非笑，有点滑稽和可怕。她周围和衣服上的火苗大了起来，她似乎感觉不到疼痛了；连惊带吓，烟熏火烧，她的神志已经不清，弄不好她会被烧死。此刻站在院墙上的孩子们都在笑，在喊，没人当回事。我必须马上救她。我朝她大喊一声：“吃捞面？叫你这资本家的寄生虫吃——”跟着转身跑进她家的厨房提来一桶水，大叫一声，“叫你吃！吃吧！”一桶水哗地搂头盖顶浇下去，全浇在她身上；一瞬间，我看到她本能地扬起胳膊挡水时可怜的样子，但这桶水把她身上的火全浇灭了。我就势弯腰把她抱起来，进了楼，放在走廊的地上。我的行动使得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们叫好，真以为我教训了这个“阶级敌人”。在我抱着她湿淋淋、瘫软、冒着烧煳气味和汗臭的身子时，那感觉好像救起被车轱辘轧破肠子的一条狗。
二妈作为一个富家的遗孀，在她那个利害纠结的大家庭里身世十分可悲；我知道她的很多不幸，但现在没人管这些了。现在只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接下来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场劫难。
在下一拨红卫兵到来之前，小楼里出现暂时的平静，我对母亲说：“我要马上去单位请下午的假，现在单位搞运动，不准请假。”我离开家跑到和平区文化馆，前楼已经乱了，吴主任被揪出来了，正在楼门口的台阶上批斗，胸前已经挂上牌子，名字上已经打了叉。到了后院我们书画社的屋里，竟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据说一些人家里被抄，被红卫兵叫回去了。全市的大抄家已经开始。再返回大理道上，看到又有几家挨抄，一群群红卫兵在这些家的门口进进出出；一个女人站在桌上被斗，脖子上挂着两串她各式各样各种颜色的鞋子。我依旧先把自行车藏在桂林路的小胡同里，因为上午他们抄家时我看到弟弟放在家中的自行车被砸成一堆废铁。我回到家时，上午抄家那拨红卫兵已经回来了，重新占领我家。门口围观的人少了，红卫兵好像增加了一倍，看上去有点重重围困的气氛。
我刚一进门，就被红卫兵们用木枪顶着后脊梁押上了楼，在二楼走廊上我看到许多人围着一个人，这人坐在地上，背对着我，看背影像是母亲，但头发怎么像男人那样短？被铰了！那一瞬间，不知是由于我叫“妈妈”她才回过头来，还是她回过头我才叫起来——她的样子太可怕，整张脸被一种治外伤用的紫药水胡乱涂抹，她眼睛在这刺目的紫色中瞪得圆圆的，黑眼珠奇亮，眼白奇白，我好像被吓得放声大叫一声，跟着脑袋一蒙就不清楚了。忽然，我感觉自己像给一根拴在身上的牛筋拉了一下，跟着听到一阵咚咚咚敲门似的声音，还有喊叫声，我渐渐清醒过来，看到身子四周站着一圈红卫兵低头看着我；他们一齐用木枪捶着地，我自己蹲在中央。一个红卫兵对我叫喊：“干什么？装疯吗？”这时，我有一种“还阳”的感觉，一种很奇妙甚至很美妙的感觉来到身上，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像被清洗过了一样，极其清醒。
我们的结婚筹备像是一种地下工作，秘密、悄然、不声不响地进行。狗崽子结婚弄不好会招事，何况我们的新房正好就在一个“红卫兵总部”的楼上。这间房子是她家临时借给我们结婚用的。那时，虽然她父亲是高级职员，也没有逃过抄家的风暴，因为她母亲继承的遗产中有“定息”。1956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对工商业者的私有财产以定息方式进行“赎买”。“文革”一来，凡领取定息的全部视作剥削，全要抄家。不但相关单位纷纷向红卫兵提供信息，连银行也将定息存款者的姓名用大字报公布出来。她家因此被抄，而且比我家抄得更惨，被“扫地出门”，被“勒令”搬到这里来。
这儿是大理道松竹里2号楼，在一条短胡同的尽头，一幢典型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原本是姓高的一家人独住，高家曾经很富有，所以这次抄家抄得特别狠，传说抄出来一车黄金，其实只是传说而已。抄完之后，高家老少三代被集中在二楼的两间卧室里。其余的屋子都给了其他几家“扫地出门”的被抄户。这些外来的被抄户中，有天津最大的资本家、做过副市长的毕鸣歧；有启新洋灰公司李家的后人；再有，便是顾同昭家。她一家五口人，只给了二楼上的一长一方两间小屋。凡是被“扫地出门”的，只准许带少得可怜的生活必需品，如被褥、衣服、脸盆、暖壶、旧桌椅，别的东西都不准带，所以这两间房屋虽小，仍显得空荡荡的。我们结婚借用了其中更小的一间，不足十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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