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名字都寄寓着长辈的期望与祝愿。
这个“宽”字里包含着前途宽阔、生活宽裕、心宽，还有“从宽”；儿子的名字里深刻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婚后一度蛰居在八平米的小屋中，心里的苦闷更是布满世界的黑暗
由于有了这个独立的富于安全感的家，我非同寻常的文学开始了。
我和文学的初始更像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来自我的一个好友刘奇膺，他长我三岁；黝黑的脸略胖，湖南湘西人，话语中乡音很重，但用他这种湘腔念古文时很好听；他大学学中文，文笔泼辣又老到。当时他与我都同吴玉如（家）先生学习古文，都对吴先生的学识与书法崇拜至极。他天性喜爱书画，虽然他并不擅画，但与我颇有共同语言。他对明清的大写意绘画痴爱如狂，积攒的工资都买了字画。一次他在艺林阁花五十元买到一张吴昌硕三裁小幅的墨梅。买来当天把我拉去，与我说话时，一会儿拿出来与我边看边议一阵，一会儿又拿出来与我再看再议一阵，一个多小时看了五六次。那天我俩交谈甚欢。
他在河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天津女一中教语文，单身住在校园一端的平房里，房前屋后都是老树，隔着树可以看到宽展、舒缓和发光的海河；在他屋里可以听到鸟不停地叫。1966年运动前，我常来这里找他，有时一周会来两次，那时两人还合写画论，发表在当地报纸上，我们还打算合写一本关于扬州八家的小书；他酷爱李、黄慎和金农。我更喜欢郑板桥和罗两峰。我俩已经各自查阅一些资料了。可是1964年西郊梨园头建立中学，他作为主力语文教师被调去了。那时组织决定你做什么工作，到什么地方工作，自己不能选择。梨园头很远，来去一趟很不容易，我们便渐渐有些疏离。
“文革”一来谁也顾不上谁，那时代没有电话，想打电话只能到邮局去叫号。我想，他是教师，对学生很严格，运动初期肯定被扫荡了。他会遭遇得很厉害？听说六十一中学有位体育教师，上课很严格，对不听话的学生毫不客气，训斥、罚站。“文革”一来，就被一群学生揪到院子里用木枪皮带死打一顿，彻底把他打服。他每天早晨上班，自己主动到院子里跪着，如果没人理他，就一直跪到中午。那么刘奇膺呢？
一天雪后，傍晚时分，有人敲门。雪天的敲门声分外清晰。开门乍看这人不认得，这人却对我笑了——哎呀，这不是刘奇膺吗？但他怎么这么瘦？脸颊像一条香烟那么窄，熟悉的五官全挤在这窄条条里边。是不是因为瘦，整个人显得又小又轻？
睦南道58号的后院，1968年至1970年曾住在这里。我的“秘密写作”即从这里开始。如今房门已用砖块砌死，如同被封了口
我忙把他拉进屋，一说才知道他今天清早就从梨园头出来，好一通找我，后来从大理道我母亲那儿问到我的处住，才奔这里来了。他的手很凉，肯定一直饿着。同昭忙着给他弄吃的。那时家里很贫寒，只有剩菜剩饭，同昭给他做一碗葱花汤，家里只有一个鸡蛋，便给他卧一个荷包蛋。他面对这热饭热菜一怔，便很快扫荡一空。然后接过同昭给他的热毛巾擦擦脸，笑着问我：“怎么样，骥才，家完了吧？”
我说：“一无所有了。我那些书——好书全烧了，那套《故宫周刊》也叫父亲单位搬走了。画就更惨了，你见过的张大千那两幅大画扯了，所有的画一张不剩统统烧了。”
谁料我这两句话使他收起了笑容，他问我：“是不是生活过早地叫我们明白什么是‘身外之物’？我的家当也精光光了，可我不再关心那些身外之物了。”跟着，说起他半年来匪夷所思的遭遇——
“文革”狂潮一涌入梨园头中学，他就是头号的“反动权威”，所经受批斗之剧烈可以想象。但是他完全没有料到对他下手最狠的，竟是他最喜欢、最得意的几个学生，正是这几个他平日最宠爱、最接近他的学生掌握他的“言论罪行”最多，揭发出来最致命，而且这几个学生还知道他有个毛病——爱说梦话，于是天天夜里轮番值班，守在他的床前坐着，手里端着个小本，等他睡着说梦话时，把他的梦话记下来，转天拿给他看，要他交代清楚这些没头没脑的“反革命暗语”是什么意思。人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梦话讲的是什么？愈逼他愈说不清。在接连一个多月的高压下，他陷入颠三倒四、逻辑混乱、失眠失忆的状态，近乎崩溃，跟着胃口也坏了，幸亏近期开始落实政策了，才得到解脱。他走出牛棚，到了院子里，看到自己被阳光照在地上的影子吓了一跳。他认不出自己的影子了。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冯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