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的影子怎么会这么小，像一只狗的影子。”
说话时，我俩一直抽烟。那时我抽的是一种最廉价的纸烟，绿纸盒上印着两个红色的字：战斗。我俩只顾说话，顾不得从烟盒一根根去拿，而是把烟盒从中掰开，很快就抽了大半，小屋里浓烟如云，我俩不时用手扇着烟雾。突然他吐一大口气把面前的浓烟吹开，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很可怕。他说：“你说，将来我们这代人死了，后代人能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吗？我们的痛苦、绝望、无奈，我们心里真实的想法，他们会从哪里知道呢？”
他的问话像一个钻头深深钻进我的心中。这是我们那一代人最深切的思想，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思想，现在有了，可是后代人将从哪里知道——我们？我忽然明白：只有文学！
我的文学油然而生。
于是在我拿起笔来时，我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一种初始的、朦胧的使命感，但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我触到了文学的本质。
文学的本质是用光明照亮黑暗。还有，文学的本质必须服从心灵。
此后，已经不记得从哪一天起，我开始了这种写作。我要把这个时代最真实的东西，真实的故事、人物、命运、情感与渴望写下来。我感觉只要笔一动，一大堆命运千奇百怪的人物就会拥上来。他们不需要我去着力地“刻画”，他们是这个怪诞时代的烈火烧造出来的。我还发现，在我写作时，曾经在阅读中对大量文学作品的理解与体会就会发生效力。尽管我此前从未写过小说，但我写起来竟然毫不吃力。
最早写的一个人物是同昭的二姨。别看同昭的家抄得没有我家猛烈，但她家在运动初期的风暴中死去了四人。三位是她父系的，她十叔、十四姑和十四姑父；一位是她母系的，她二姨。
十叔顾以是长春汽车制造厂的工程师，又是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平日招人羡慕也招人嫉妒，“文革”一来首当其冲。他人很自负，受不了屈辱，跳楼自尽了。十四姑顾以僖和十四姑父魏云昌都是塘沽永利碱厂的工程师，大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从北京来到了远在天津海边的这个厂工作。魏云昌是颇负盛名的化学家侯德榜的弟子与得力助手，运动中不堪折磨与摧残，与十四姑双双服毒自尽。八十年代末我写《一百个人的十年》时，曾到永利碱厂调查过专门对“牛鬼蛇神”用刑的“63号”车间，了解到这里种种刑罚残忍之极和令人发指，为此我给两位被摧残致死的工程师的妻子做了口述，并写了《六十三号两女人》一章放在书中。
为自己的小说《雪夜来客》画的插图
二姨只是一个普通妇女，我岳母的妹妹。她单身一人，与岳母一家同住一房。她胖大而健康，单纯得有点幼稚，靠着父亲留下的较丰厚的遗产过得无忧无虑。运动前与一位姓姚的教师相爱，这教师有家室，与原配离婚后便和二姨结了婚，但这是个骗局。与姚老师离婚的那位原配仍住在姚家，理由是没房子去住，其实是姚老师想用合法的身份侵吞二姨的钱财。我们在一边旁观看得明明白白，唯有二姨糊里糊涂地乐在其中。我们正设法使她觉醒过来，“文革”来了，姚老师受到冲击，他却把二姨推到前台，说二姨是资产阶级寄生虫，整天花天酒地，还勾引他，使他上当受骗，破坏了他的家庭。一天，一群学生来我岳母家把二姨带走，三天后，只来了其中两个学生，砸开门便对我岳母怒气冲冲地说：“你妹妹死了，去收尸吧。”
后来知道，二姨是遭到一阵乱棒后，被关进车房，第二天车房打开，里边很臭，二姨已死，身体肿成一个大得吓人的皮桶。
个人的骗局强化了社会的悲剧。于是，二姨这个普普通通、缺心眼儿又无辜的傻女人的悲剧最早地进入了我的写作。跟着是一大批刻骨铭心的“文革”故事，以及人物、片断、细节一拥而来。
我第一次感受到的文学写作，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与直述心臆；没有任何约束与顾忌，也没有任何功利；它无法发表，当然也就没有读者；它的读者可能是下一代甚至是一个世纪后的人们，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这是多奇妙的写作，我才开始写作却享受着一种自由——绝对的自由！
我写过两首诗，从这两首诗就可知道我当时秘密写作时那种情感了——
冷目
千古从不似今天，
碧血滔滔剑光寒。
达人志士成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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