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有男儿冷目看。
冰河
冰河虽死君莫叹，
百丈冰下尚涟涟。
他日春风吹大地，
万里波涛涌向天。
当然，这种秘密写作是极具危险的。一旦被发现起码是无期徒刑。这一点我心里清楚。那时写错一句标语，喊错一句口号，都立即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何况是如此赤裸裸地直面现实。唯一使我能够如此写作的原因是我的独门独院，没有人知道我一个人埋头做这样的事。当然，我还要分外谨慎，万分小心。我尽量找小纸块，写小字，体量小，易藏。写完之后藏在墙缝里、地砖下、柜子的夹板中间、煤堆后边。有时藏好之后，又觉得不够稳妥，找出来重新藏好。藏东西的人常常会觉得自己所藏的地方反倒是最容易被发现的，于是不断取出再藏。我曾把几页文稿裱糊在毛主席语录和鲁迅语录的后边，挂在墙上，我认为这办法挺绝妙，可是后来把语录举到窗前的阳光里一照，还是露出了破绽。
秘密写作的手稿，上边的人名、地名以及作者姓名全换成外国人的名字，以防万一
我还想过一个办法，将文稿中所有人名和地名都改用外国的，假冒是从某一本外国小说中抄写下来的，甚至还在文稿前标上外国作家的名字，如库普林、亨利·希曼、托马斯·曼、萨克雷等等。万一被发现，就有了借口；我写同昭二姨那篇小说就取了一个很像外国小说的名字《夫人和猫》，作者署名“亨利·希曼”。我一度以为这办法很高明，过后又认为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如果被发现，人家叫我把这小说的出处找出来，我去哪里找？不还是败露吗？这办法便自动放弃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对所有人都严守秘密，运动以来我已懂得人的可靠程度与耐压程度是一致的。我甚至不向妻子同昭透露，不能叫她再担惊受怕。
这是一种独自的承担，我不知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我留下的一首小诗中，把这种承担写得很坚决。这首诗叫作《路》：
人们自己走自己的路，谁也不管谁，
而我却选定了这样一条路……
这是一条时而快乐、时而痛苦的路，
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
一条宽起来无边、窄起来惊心的路，
一条爬上去艰辛、滑下来危险的路，
一条没有尽头、无望的路，
一条没有路标、无处询问的路，
一条时时中断的路，
一条看不见的路……
但我决意走这样的路，
因为它是一条真实的路。
我当时写的一首小诗，表明我对人生的抉择
我被这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与神圣感自我激励着，我在体验着一种纯粹的“虔诚于文学”的写作感受。虽然我是绝对孤独的，但我感到我的“文学”已经和那个时代的命运融为一体了。
可是，日子一久，写的纸块愈来愈多，东藏西藏，后来连藏在哪里，自己也记不清了，这可有些麻烦。
一天，单位通知到民园去看公判大会。
那时常常举行公判，这种公判分区，我单位在和平区，公判就在和平区的民园体育场。公判时通知和平区各单位全体人员都必须参加。广场前方用木头搭一个二十多米宽的台子，下边安装一排麦克风和扩音喇叭，犯人全都戴着重重的手铐和脚镣，走路时两条腿一，脚镣便哗哗作响，这排麦克风与喇叭就把铁链声百倍放大，贯入人耳，震慑人心。
这天我们来得早，各单位按系统坐在地上等候。一坐一个多小时，大家闲得没事就在土地上划方格作棋盘，拾几个石子玩“老虎吃人”解闷。忽然主席台上有人叫：“公判大会开始，全体起来站好，不准说话，同仇敌忾，严阵以待。”
大家立即站起身来，黑压压站满运动场，一点声音也没有，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跟着主席台上又喊：“把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坏分子押上来。”跟着是震耳欲聋的铁链声，上来的人愈多，铁链声愈大，到了后来铁链声几乎把全场淹没了。
这次公判共二十二人，所有人都穿着蓝色或黑色衣服，胸前挂着牌子，姓名上打着红叉，每个人被两个穿绿军装的人按着脑袋押着，顿时六七十人把台站满。
公判是对重犯进行公开宣判，定罪。公判定罪最重是死刑，最轻是二十年，中间是死缓。定罪宣判时，从死刑开始，一个个宣布，然后是死缓，直到二十年。那天死刑特别多，直到第七个还是死刑，到了第八个，宣读完罪行，一宣判这人“死缓”二字，这人腿一软就瘫下来了；这人原以为自己是死刑，一听判他死缓反而站不住了。还有一个细节吓住了我：一个判死刑犯人的罪行是写“反革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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