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判大会的现场，妻子同昭站在我的前边，我望着她的背影，心想如果我被发现、被捕、被判死罪，她就会一生守寡，孤苦伶仃，受人歧视和欺侮，除非另嫁他人，那她也曾是反革命家属，我不是害了最爱我的人的一生？那我可就毁了她！我决不能这样做。我焦急地等待公判大会一散，立刻跑回家，悄悄把藏在各处的文稿找出来。可是要毁掉这些文稿又怎么心甘？它们本来就是把生命押上去的写作啊，最后被逼出来的一个办法是——
我用最小的字，将手稿中最重要的内容浓缩并集中抄写在一些薄纸上，毁掉原稿，再把这些薄纸一层层叠起，卷成卷儿，外边裹上油纸，用细线捆好，然后藏进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拔掉自行车的车鞍，把纸卷儿一个个塞进车管中去，然后将车鞍重新装上去。这样，心里便感觉牢靠得多了。
可是接下来，我开始担心丢车。
每天骑车上班，单位没地方放车，只能锁在门外街边。特别是后来单位搬到了贵阳路，地处十字路口，周围全是店铺，人多又杂，就多了丢车的可能。一旦车子没了，这批“秘密手稿”就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虽然别人很难发现车管里的秘密，但万一被发现、凑巧被发现，立刻灾难临头。这想法阻止我接着再写下去，写多了就会更难存放。上班时，我会常常到门外看看我的车。我的车是辆破旧的杂牌车，不起眼。由于我腿长，车鞍子管拔出来很长的一截，远远一眼就能看到。我曾经几次梦见车丢了，急醒过来之后头上冒汗，但是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一天在单位上班，有事要出门去办，出来一看车没了，停车的地方是空的，丢了？我害怕起来，马上去问周围的店铺，隔壁水果店的一位女店员小张笑嘻嘻说：“你的车我知道，请我吃冰棍就告你。”我说：“快告我，回头我请你吃一箱。”小张说：“瞧你急成这样，真没见过人能急成这样。刚才叫几个戴红箍儿的人推走了，你去派出所问问吧。”听说车被推进了派出所，我的两腿立时软了。且不管车管里的东西发现没发现，反正我的“秘密写作”进公安了。
1967年书画社搬到贵阳路后，那位王姓的同事如愿以偿地掌管起书画社来。原先的社委会在运动中已经瘫痪，我却还在联系业务，但不是负责业务，只是整天骑车在外东奔西跑，为单位的男女老少找点活儿干，保证二十多人每人每月四五十元的收入。书画社里有两个人的成分和历史有问题，一个本人是资本家，一个参加过“一贯道”，性质属于敌我矛盾和“黑五类”，是运动重点；其余近一半是被抄户，还有一个画山水的青年，父亲曾是个摆摊卖烟的小贩，公私合营时并入国营商店，资本太小，只给了一季度一块钱的定息，现在也算剥削，这青年的脑袋也耷拉下来了。人们全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敢说话，上班时比以前安静多了，有时能听见苍蝇在空中嗡嗡地飞来飞去的声音。那位当上领导的王姓同事，虽然不是党员，也非根正苗红，只是中农出身，在书画社里却是“矬子里拔将军”，春风得意，说一不二，他用起单位的钱也方便多了。而我的家庭在剥削阶级的一边，自己虽是“子女”，可是一旦出了问题就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所以凡事只能顺着他，只要政治上不出事就是“胜利”。幸好我不怵与外界打交道，还有辆破自行车跑跑事情方便，这就使我渐渐成了书画社专职的业务员，在那些关系单位的眼中，我就是个“跑业务”的大个子；我也靠着每天在外边使劲为这个穷单位揽活，换取一份政治上的安全。
运动开始时印袖章旗子那种事只热闹了短暂一阵子。“一月革命”后，搞大联合，成立革委会，那些曾经大喊“造反有理”的造反派们，又被打成“打砸抢分子”。这一来，自然没人再印袖章了，却给书画社留下了丝网印刷的小技能。不久，我从商场里发现一种版画，很适合丝印。那时书店不卖任何画，“文革”前所有的绘画作品全是“封资修”，但生活里总需要一些画，那种用木刻手法制作的“文革”题材的版画——各种各样的领袖像，样板戏，装饰着各种太阳、葵花、海浪图案的语录一出来，便受到欢迎。我想，如果改用丝印，会比木刻印制更便捷，产量也会更大。我们书画社里的人不但懂美术，还有几个能工巧匠式的人，很快便将这种丝印版画做得十分精良和赏心悦目。于是，一边四处揽活，一边把自己印的画向外推销，没想到销路相当不错。书画社是集体所有制单位，工资可以用计件的方式浮动，王姓同事见这种版画有钱可挣，就向上级主管部门借房子，说是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时文化馆代管的小人书租赁店被彻底砸烂，书都烧了，单位也撤销了，因此空出不少房子，都是临街的铺面，很适合我们作为作坊来使用，我们就借了两处，支上桌案大干起来。人们在遇到共同困难时，往往会激发出团结的一面。活儿愈干愈多，天天晚上加班，收入也就多起来，王姓同事乐得合不拢嘴，搞运动对他没多少实际好处，不如赚钱实惠，那时他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了；大家便心照不宣，交谈时也不提运动，单位里那两个有历史问题的人也轻松了一些，都奋力地去干活，积极表现，哄王姓同事高兴，如果因此叫王姓同事夸奖一句，便高兴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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