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业务员时，喜欢戴一位朋友送给我的这顶蓬松的兔皮帽，邻居的孩子都称我“瓦西里”（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列宁的警卫瓦西里也戴这样一顶帽子）
可是，整个“文革”决不仅仅是1966年开始“破四旧”、“四大”、抄家、“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那股子吹得人仰马翻的狂飙，接下来还有不间断掀起的各种主题的运动，最凶猛的是“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一批三查”（1968年至1969年）、“一打三反”（1970年）等等，一步步将运动推向全社会深处，直往人的骨头里扎。最可怕的是，人们正干着活儿，忽然上边来电话把王姓同事叫去，等到他回来，一脸阴沉严肃，谁跟他说话也不理，不用再问——要搞运动了。
这些运动开始时都是在强大压力下互相揭发，比如“清理阶级队伍”的“忆、摆、查”。“忆”是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找出值得怀疑的“敌情”，“摆”是把怀疑的人或事揭发出来，“查”是对揭发出来的人和事进行“内查外调”。“清理阶级队伍”是要把“隐蔽最深的敌人”挖出来，那就必需怀疑周围所有的人，从日常生活里和闲谈话语里寻找可疑之处；只有对别人无情地揭发，才能证实自己对运动的忠诚。人和人之间就紧张起来。
妻子在忙家务
在“忆、摆、查”中，从我所认识的人里边还真的挖出来一个，就在书画社楼下那个糨糊厂，有个老工人，瘦高身子，背微驼，姓翟，待人很友善，见面总笑眯眯举手打招呼。“忆、摆、查”中，有人怀疑他招手的姿势有点特别，像过去的军官行礼，就揭发出来，经过“内查外调”，这翟老头竟然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连长，一直隐瞒着，马上就被揪出来。这件事轰动到社会上，被当作“忆、摆、查”一个成功的范例，在很多系统广泛宣讲，一时很多人特殊的习惯动作、口头禅、特殊的肢体语言都受到质疑和检查；连我单位一个瘸子也曾被疑惑是不是假瘸。
偏偏在这样的运动高潮中，我的母亲突患癌症，必须做手术，但那时医院拒收“黑五类”及其家属住院。我千方百计打听到住院手续在住院部的一个小屋里办理，管事的只一位五十多岁的大爷，人不错，但挺倔；我便穿一件军大衣站在小屋外守着，等着屋里办事的人都走净，突然进去趴在地上就给这大爷使劲磕头，一边说：“求您救救我娘吧！”这大爷叫我站起来，问明情况，看了我半天，拿起图章啪地给我盖了，只说了一句：“这事可别跟人说。我是看你这五六尺高的人给我磕头，我担待不起。”于是我母亲住进了医院。
住院的第一天，看见病房里乱哄哄，连喊带叫，原来一群病人在批斗另一个病人。那个被斗的病人被发现是个富农老婆。在这种局势里，我们就像过地雷阵一样，战战兢兢帮助母亲渡过了手术关。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时，我本人还一度被列为怀疑对象。在和平区文化系统发动清理阶级队伍大会上，区文化系统革委会李主任在做报告时说：“有的人社会联系的面很广，社会关系复杂，这种人也要查。”当时会场上几个人从不同地方扭过脸看我。在人们的印象里，我好交朋友，这些话无疑是指向我的，我立即紧张起来。当天下午书画社全体人员被集中到文化馆学习这个报告，竟然没通知我去，显然已经把我放在“革命群众”之外了，这使我更紧张。我还觉察到，王姓同事基本上不大理我了，我主动向他汇报业务情况，以试探他对我的真实态度，他对我先是半搭不理，突然之间面对着我嘿嘿冷笑两声，好像知道我的意图，对我说：“你小子要倒霉了！”霎时，我觉得自己僵在那里了。
内心的恐怖才是运动时最深刻的感受，后来我用这种感受写了中篇小说《啊！》。这小说发表在1979年《收获》杂志上。
然而从命运上说，我又能称得上是一个福将。一方面我遭到太多的磨难、打击、重创；这些重创常常横向闯入，拦腰一刀，都是无妄之灾；然而正是这种时刻，往往老天会突然出手，奇迹般地挽住了我，峰回路转，使我绝地逢生。每每这个时候，我都会触摸到命运切实的存在，以及它不可捉摸的神秘。
那天，“清理阶级队伍”大会后回到家，情势紧迫，我迅速在心里把我的朋友排排队，其中最密切的、平日无话不说的朋友共有五个人。我必须与他们尽快见面，告诉他们如果我单位有人去外调，应该怎么说。倘若他们心里没底，突然见到我单位去人外调，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再给外调的人一诈，弄不好一两句话就会要命。但是我怎么与他们联系？他们住在这城市的不同地方，如果去找他们，万一被发现怎么办？谁能保证此时我没被监视起来？晚饭后，我正想冒险去与朋友们联系，没想到这几个朋友竟然一个个接踵而来，好像接到通知一样，其实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就是想来看看我。前前后后来了四个，我赶紧和他们交代了情况，彼此做了约定，可是还有一位好友作家迟叔昌没法联系。我想明天一早上班前去他家一趟，谁料很晚的时候——十一点钟吧，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黑暗中两个眼镜片闪闪发光，正是迟叔昌。没有任何人让他来，他只是晚间路过我家时，看到我家的灯光亮着就来敲门，我拉他进来，把我的处境告诉给他，与他商定怎么应付。待他走了，我感觉自己原以为猝不及防的防线瞬间全都建立起来，心里稳妥多了。但是我很奇怪，此刻我最想见到的这些朋友，怎么会一下子都聚到我家？谁在我危机四伏时奇迹般地帮助了我？更不可思议的是，第二天到了单位，情况大变，人们对我的态度忽然发生转变，不再像看一个得了传染病的病人那样看我。连王姓同事对我也有了好脸，见了我居然还打了招呼：“来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好像我的出身变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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