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我为书画社揽来了工艺品加工业务——画彩蛋
很快就得知，昨天晚上我单位一个“黑五类”与他一个徒弟串联，搞攻守同盟，被别人发现并告发。“黑五类”搞串联是现行问题，立时成了运动重点。这样我就侥幸被放在一边。当然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是，王姓同事并不愿意我出问题，他还指望着我给单位去招揽业务呢，如果没有我去跑，书画社的业务和大家的收入会直接受到影响；而这个“黑五类”的现行问题鬼使神差地冒出来，自然就把运动的重点吸引过去，也就放过了我。由此，我更明白自己靠什么活着，优势在哪里——就是努力把书画社所有人的肚子填饱填满，使自己能够被使用，才能在风雨之中摇摇晃晃立住脚跟。
运动中单位的气氛是异常的。我当时秘密地写过一篇散文，叫作《麻雀》，我感觉自己很像这种城市中最常见的小鸟，由于它们与人共同生存，时时刻刻面临着威胁与危险；它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它们机灵警醒、戒备性强、不辞辛苦、时时刻刻保持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严酷的环境锻炼出它们这种被扭曲的性格，正像我自己。这篇散文直到“文革”后的八十年代才发表出来。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书画社里的丝印版画业务很好，可是上级要求整天搞运动，王姓同事就叫大家晚上加夜班。为了抓紧时间多挣钱，他又向上级借了一间房子，在柳州路上，原先也是个小人书铺，我们在这里再开一个丝印车间。几个车间一起干，产量明显提高。一天很晚时候，柳州路这边加班的人只剩下我、妻子同昭和另一位女同事，印完一块版后，必须将这块版送到贵阳路那边的车间去。这块版是领袖像。同昭用油纸将印版包好，由女同事送过去。印版是红色版，包装的纸被红颜色的色浆沾染得油乎乎的，细麻绳拴在印版的一角，同昭手提着印版交给那女同事时，顺口笑嘻嘻说：“像是块火腿！”她无心一说，我却立刻一惊，这话犯了大忌！我刚要用别的话岔开，那女同事已开口说：“冯骥才你可听见了，你老婆可说领袖像是火腿！”这句话在当时就是反革命。我一急，反应竟然相当神速，话茬也立刻跟上了，我说：“我没听她说，倒是听你说了。这屋里可就咱们三个人。”我说这话时一点也不客气，拔剑相向，好像瞬间来到你死我活的时刻。运动中有时就这样——忽然反目，生死立见。这女同事傻了，怔了一下，她是个很精明、晓利害的人，随即露出笑来说：“那就谁也没说呗。”我听了，也笑了。一个大浪头就这么过去了。
妻子画的彩蛋《百子图》
再一次在车间里一边干活一边说闲话，一位老同事不知把我哪句话听岔了，走了心，突然把身前桌子椅子哗啦啦全推开，趴在地上给我叩个头，这举动把屋里的人全惊呆了。他做了一辈子画工，在书画社里算成分较好的人。怎么办？我一个狗崽子逼得人家红五类给我叩头？这可要惹祸。那时人的精神全紧绷着，神经在皮肤外边，当时我好像连想也没想，立刻趴在地上也给他叩了头。我这高大的人忽然扑倒在地叩头，而且把头叩得挺响，还一连叩了三个，这一来不仅把事情变成玩笑，也扯平了。同事们都笑了，这个浪头也过去了。
其实，倘若这些事真找到我头上，也还是逃不过去的。我给他叩头不算事，他给我叩头可算件事，上纲上线，就是阶级斗争，是谁该给谁叩头的问题。幸好书画社的人都是些画传统国画的艺人，靠手艺吃饭，大多不爱惹事，出身又多半有些硬伤，只想着怎么保全自己，也就没人动这份心思了。这不也是我的福分吗？
到了1968年，我已经是一个专职业务推销员了。每天上班报到后，转身出来便跨上自己那辆杂牌车跑上街头，口袋里揣着两样东西：一是一个封皮上印着语录的小本子，里面写满关系户的人名和电话；二是纸烟，烟是业务员必备的社交工具；其他就要靠着自己的两条腿和一张嘴了。
在丝印版画流行一阵之后，需求渐渐低落，业务也就明显萎缩了，传统的古画临摹还没有恢复的可能，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将丝印转向技术相近的塑料印刷，去给各种产品加工印制塑料包装。这种转变，一边在材料技术上，一边在业务上。在这方面我脑子比较活，又肯动脑子，里里外外的工作就全压在我身上。首先我要寻找使用塑料包装的厂家，到哪里去找？我最初的法子又笨又吃劲，不高明，每天端着厚厚的电话本，从化工、五金、医疗、日用、玩具、机电等等栏目中查找一个个厂家，从厂名猜想它们的产品会不会使用塑料袋，然后拨电话联系询问。有时人家不需要，碰一鼻子灰，有时人家早就有定点加工，便遭到回绝，一旦有点可能就要抓住不放。这法子很像在大海里捞鱼，可是每一天都是从黑暗里一点点亮起来的，世界上的一切哪样不是从无到有？那时，我骑车在路上常常自言自语地背诵上小学时学到的米丘林的那句话：“不要等待大自然的恩赐，向大自然索取是我们的任务。”我调侃自己是满街跑的乞丐，但能讨到饭就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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