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要去采买各种适用的塑料材料，运到加工厂制成塑料袋，再运到书画社印刷，最后将印好的塑料袋运到厂家。只要批量不大，这一切全靠我的自行车来运。要将滑溜溜的塑料袋牢牢地捆在车上可不易，我从三轮车工人那里学会了捆绑东西的招数，能够把上百斤塑料袋结结实实绑在车上。可是一次到北郊韩柳树的糖精厂送货，路程太远，有一段土路，车颠得厉害，一下把一车的塑料袋全颠散了，哗地落了满地，那天风大，零装糖精袋只有火柴盒大小，被风吹得像雪片一样到处都是，急得我放声大叫，可是荒野无人，没人听见，没人帮忙，只能不断地嘱告自己别急，千万别急，必须将塑料袋全部拾起来，绝对不能少。这样从午后一直干到将近六点钟，把被风吹得方圆几十米的数千个塑料袋一个个全拾起来，重新包好捆上车送到厂家。从这些事情中我看到了自己的能力，得到自信，就这样一点点把书画社的丝印改为塑印，业务一点点扩大起来。单位有了钱后，又从泊镇买了两台四十年代日本造的老式圆盘印刷机，不但可以大大提高产量，还能印刷包装食品的聚乙烯塑料。
干业务推销虽然很辛苦，我却获得了这个时代最宝贵的东西——自由。整天在外，可以躲开单位那些潜在的不祥的人事关系，也不必想方设法应付愈来愈颐指气使的王姓同事。我天性不愿受束缚，喜欢独来独往。所以我以联系业务为理由，天天从早到晚尽量人在外边，事办完了，就串串门，找朋友聊聊，看看父母。那时，经过了“向十种人要房”等几次波澜，父母的住房被压缩到保定道树德里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平房里。母亲手术后身体不好，心情郁闷，我去到那里，便扯东扯西，给她赶出聚结在心中的阴云。父亲在劳改，回家还要写检查。父亲写东西吃力，尤其写这种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他已经没有新词儿，赶上我去了就替他编，编好后再由他誊抄在纸上。有时候，实在无处可去，天还早，就在路边找个水龙头喝点凉水，然后在树下寻个地方坐下来抽根烟。一次困了，见身边堆了一堆施工用的细沙，躺在上边很舒服，再给太阳一晒，竟呼呼睡着了，直到渐渐觉得身子有点凉，醒来一看天已晚了，便骑车回去。
一度靠印制红袖章吃饭
我却很喜欢这种生活，甚至现在还会怀念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只有不自由的时代里，才能感受到自由的珍贵而倍加珍惜。
躲开运动，躲开现实，是当时很多人心中的一种渴望。就像霍桑写过的那个短篇，一个终日烦恼缠身的人，一天忽然奇妙地离开了现实，来到一个世外桃源般无忧无虑的世界里，虽然仅仅待了一天，人间却已过了十五年，待他回到现实，曾经所有纠缠他的烦恼都已经过去了。在“文革”中，我无处去寻找这样的能躲过现实的地方，但是我给自己创造出一种别样的自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没有“文革”，没有尔虞我诈，置身其中，能够让心灵得到喘息。
“文革”一连串席卷全社会的运动中，最后一个高潮是“一打三反”。这个运动来势极猛，要打击的人各种各样，有现行的也有历史的，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当时有一条标语，贴在大街两旁到处都是：“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学习、揭发、批斗、批判、再批判！又是一阵无法逃避的疾风暴雨，又是“该抓的就抓，该杀的就杀，该管的就管”。这次运动出现了个意外，身边冒出一个让大家吃惊的事来——书画社的会计贪污被人揭发了。这会计姓苑，是个单身的老处女，五十来岁，家在老城里，人干瘦而木讷，平时很少说话，走路很轻，做事很谨慎，抽屉里每一个小纸片都放得整整齐齐，大头针、曲别针、橡胶圈都分别装在一个小纸盒里。她被揭发出贪污，出乎书画社所有人的意料；会计从账里偷钱，这种事本身就引发人的兴趣，而书画社的经济一向拮据，会计贪污是私吞集体的钱财，引起了众怒；于是书画社的运动有了一个众所关注的新主角，一时不会再去怀疑别人，明显看出那两个“死老虎”有点释然了。可是，这个会计的问题不好搞，不知道是由于她胆小心怕，不善表达，还是问题太大，说不说都难逃罪责，只能拒不交代，反正她一直把唇缝紧紧闭成一条直线，不论怎么审问也一声不吭。这使得书画社的运动迟迟推动不下去，没有新成果，上级要求加大审问力度，天天把压力升级，一连多天，她还是像哑巴一样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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