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经历中最凶险的一次，是我们自己招惹的。
1971年9月下旬，一个天塌地陷般的消息在人们中间传开——林彪叛国，命丧蒙古。这是太可怕的消息！非但绝对无法相信，也没理由相信，万一误听了呢？说出去会立即杀头。可是后来这消息一经官方证实，各种传言就满天飞了。但这些传言只是在自己的亲朋好友中传播，有点像今天的微信，但流传又快又广。于是，市革委会发出紧急文件，要对一切蛊惑人心的谣言进行追查，一追到底；对制造谣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坚决打击，绝不留情。
这种事情本来与我们毫无关系。可是，一天晚上同昭的三妹忽然来到我家，神情显得很为难，在我追问下一说，便使我觉得大事不妙。
原来在“林彪事件”发生后的各种小道消息中，有一条热传，说天津军管会刘主任是林彪的亲信，见大事不好慌忙乘车直去塘沽，打算出海而逃。上边得到报告立刻派警车追捕，刘主任见无法脱逃，在津塘公路上开枪自尽。
这条传闻当时流传得很广，我也听说过，是在艺术博物馆工作的好友崔锦来串门时说的。妻子同昭去看她妈妈时，告诉她妈妈了，她三妹在旁听到，又告诉给三妹夫，三妹夫便在自己的工厂里到处说。正赶上市里追查谣言的紧急文件下达，厂里把三妹夫查了出来，三妹夫马上供出三妹。这事出在当天下午，还没找到三妹头上呢。
我和三妹研究该怎么办。三妹说，如果来找她，她一口咬定是自己在公共厕所听到的。三妹在我的印象里，善良、执着、有情义。她说：“这谣言谁都知道，我就这么说，我不怕。反正我不能把大姐说出来。”
我不知道她是否能撑住，她咬定的谣言来源人家是否相信。整整一天我们在不安中度过，没有任何动静。不知三妹单位会给她怎样的压力，我为她担心。
晚饭后我和同昭去三妹家。三妹夫妇就住在我们结婚时住的那间小屋，他俩和衣半躺半卧在床上，三妹的脸像张白纸。她说，三妹夫的厂子——重型机械厂今天下午去了七八个人，找到她单位圆珠笔厂的政工组，对她拍桌子打板凳，逼问她谣言从哪听来的。三妹说在公共厕所听的，他们不信，翻来覆去给她施压力。三妹黯然地说：“反正我够呛。”我看到了三妹脆弱的一面。
三妹夫说：“你就说大姐告诉你的，大姐再把谁说的说出来，不就全没事了吗？对不对大姐？”他说完面对同昭。
同昭没说话。
我看出三妹这条“防线”不牢靠，便对她说：“你如果撑不住就说是听我说的，千万别说你大姐。”
同昭说：“不，说我，本来也是我说的。我惹的事我担着。”
我对三妹说：“你听我的，一定说是我，我有办法叫他们相信。”
我和儿子（1968年）
当然，我们都感到事情的不妙，危难当头了。尤其同昭告诉我一定不能说出崔锦来。崔锦爱人的父亲是国民党军人，1949年跑到台湾去了，他家算“反属”。这事会给他家招致大祸，是万万不能说出来的！这事只能自己扛着，是祸躲不过！
第二天我托个辞儿待在单位里，等候灾难降临，这滋味就像等着被提审。整整一上午，没有任何动静。单位里像往常那样忙着印塑料袋。几台小小的简易的印桌同时在印，一个人掀版放塑料袋，一个人用刮板刮着色浆，一些人做整理。房间到处堆着空白的和印好的塑料袋。一座烧煤球的小火炉加上二十来人干活冒出的热气与喘气，屋里暖烘烘。不知谁放在炉膛里的山芋烤熟了，空气里飘着烤山芋的香味；如果生活就停在这一瞬间多好。我心里暗暗祈求上天饶过我们这次，我们没干过任何坏事，我们是无辜的。
午后，塑料厂来电话说我们加工的塑料袋尺寸有些问题，叫我去一趟。我放心不下这里，却又必须去一趟塑料厂，心想反正塑料厂不算远，快去快回，赶快骑车去了，尽快把问题解决好，便赶紧回来，可是一进门就发现情况不对了。
同昭不在，屋里没人说话，静得异常。王姓同事低头看什么东西，不理我，那个管政工的副手也不在屋里。我心想，坏了，有问题了。
我走到王姓同事跟前对他说塑料厂的事情已经解决，然后禁不住直接问他：“同昭怎么没在屋里？”
他说：“老隋刚刚把她叫走了。”他看我的眼神有点异样。
老隋是文化馆革委会主任，主管全馆的大事和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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