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同昭就跟我哭了，她说：“如果我进去，孩子就交给你了。但你决不能说出人家。咱不能害了人家。”
同昭是不爱哭的，只爱笑。她甚至从来不哭的，这是我认识她十年来第一次哭，为了儿子，为了她将毁灭的家庭。
然而这一刻，叫我感到自己的妻子像个挺巨大的人。她不再是平日里我眼中那个需要保护的弱女子，她是一个有情有义，如此勇敢的人。我也落下泪来。但我们都没哭出声，好像一出声我们就支撑不住自己，就会彻底垮了。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个漫长又绝望的一夜，那夜的气氛、情景、画面与声响。我们没再说话。我知道她一夜没睡，但她不再和我说话。她知道我多愁善感的天性，她不愿意惹起身上这种没用的东西，她需要强有力的东西，但此刻好像我不能给她，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无能和对她的无助。世界这么大，全和我们无关。
转天同昭一早照规定去了文化馆。我守在单位，感到坏事随时可能发生。这时我单位的人已经全知道我们碰到的这件事。肯定有人担心，也有人幸灾乐祸，但没人跟我说话，好像也在等着结果。两个小时过去了，忽然开门了，同昭走进来，竟是自己走进来，没人跟在后边押着她；同昭脸上竟然还带着笑，对我说：“没事了。”然后一边戴套袖一边轻松地说了两个字：“干活。”
这变化使我惊呆，太不可思议了，太无法想象了！难道真的能绝地逢生？真的会死里逃生吗？怎么有这种可能？真有神灵护佑她吗？一块当头马上落下来的石头，竟然会自己突然消失了？我不解地看着她，她竟一如往常地与同事说话，还很自然地露出笑容，她这样反而弄得同事们不知所措。这时我已经相信这不是幻觉，是事实，但事实是个谜。
我一直憋到下班，回到家，她才告诉我一个突然发生的奇迹——
今天，联合调查组对同昭高度施压，并下了最后通牒，说下班以前再不吐口，就要把同昭扭送公安局。同昭还是拒不供言。那个重型机械厂的头头火了，跑到同昭面前大声叫着：“告明白你，这个谣言九月底就传出来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
就在这一瞬间，同昭说——她感觉脑袋里一亮，突然反问他：“那你是从哪里听来的？你听到的时间可是更早呀。”
她这个反问居然把那个头头问住了，那人一时傻了。此刻，调查组里的所有人——不但圆珠笔厂那些人都不说话，连重型机械厂的另几个人也闷住口了。可能这头头平常太蛮横，很不得人，关键时没人给他帮腔。这个瞬间显得很长。这头头很尴尬，竟无话反驳，脸上的横劲也没了，成一个泄了气的球！老隋出来说话了。他对联合调查组的人说：“既然你们听到的谣言更早，那就没必要再在这里追了。源头在你们那里。”这话是结论性的，对他们也是致命的，对同昭却是救命的。
“文革”中我一大家人的合影。时间在1973年，运动高潮过去了，大家脸上变得轻松一些，那天阳光也分外明亮，便留下生活稀有的美好的一瞬。照片左起：妻子、二姐、父亲、儿子（前）、我（后）、大姐（中）、母亲、弟弟（后）、外甥、外甥女、四妹、外甥
没想到，这样一个无法逃过的灾难竟然在瞬息之间自己消亡了。
等这拨人走掉，老隋对同昭说：“你要吸取教训，有些话只能听，不能传。”然后放她回来。
真不知怎么感谢老隋！老隋帮助了同昭。
真不知妻子会如此勇敢，如此机智，化险为夷！我一激动猛地抱起她来，她呀地一叫，原来她的头差点撞到顶灯上。我们大笑起来，直笑出声。
那年我俩不到三十岁，多年轻，多无辜。这就是我们的痛苦与欢乐。死神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从这件几乎要了命的事中认识到了什么？
人、亲人、自己，还有这个凶险的现实？
“林彪事件”过后，大革命对全社会大规模破坏性的冲击已经过去,尽管上边总在警告说“七八年后再来一次”，但实际上已经失去“文革”初期那种狂想与激情。理想最终还要被现实收拾。那些当初罢课闹革命、再无法回到书本里而成为社会问题的孩子们，被一批批送到天南地北。我们这些社会上各单位的职工常常接受任务，去给那些必须上山下乡的孩子们的家长施加压力，逼着他们交出户口本和粮本。只有撤销那些孩子们的户口，断其口粮，才能把他们逼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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