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们十多个人被派到贵阳路，去给那里一家人施压。那家的男人气哼哼地把菜刀和绳子摆在桌上，叫我们挑一件给他们自杀，显然他们被逼红了眼。那家该上山下乡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身穿着绿褂子，梳两条短辫，怯生生地站在她爸爸身后，叫我想到几年前抄家的红卫兵。现在挨整的轮到了他们。
我个人没有对他们施压。我天性不会报复，我心里挺可怜他们。一次我们又被派往火车站维持秩序，大批学生登上开往黑龙江的火车，家属在月台上为他们送行，人多得黑压压一片。这种生离死别般的场面容易出事，必须下力气维持好秩序。我们手臂挽着手臂在火车站台上组成一道人墙，拦住前来送孩子的家属，严防他们冲上来酿成灾祸。火车启动时，孩子们在车上又哭又喊，下边的人使劲往前拥，一个老太太要挣开我们的手臂，冲过人墙，我死死拦着她，怕她出事，她忽然张嘴使劲一口，牙齿咬进我的胳膊。事后我看着胳膊上遗留的咬痕，心里总有些愧疚，好像我是恶人，将他们与亲骨肉分隔天各一方。
当时，我无论站在生活什么位置都被扭曲着。
到了1971年之后，人们对“文革”已经有了一些反思；当然，由于还在那种生活环境里，不可能思考得太透彻。这期间，我不时会把这种反思秘密地写下来。我知道写在纸上的东西不安全，特别是经过那次“谣言事件”，我的安全意识更强。最安全的办法是把写下来的用心记住，然后把它销毁。可是脑袋的容量有限，记多了或记久了都会忘掉。应该说，这种无形的纯用脑子的“写作”，是没有成果的，它更像是一种精神生活。它的意义是我已经以自己独立的立场来思考生活了；这立场也是纯粹的文学立场。
比这种写作快乐的事是给人讲故事。我结交广，朋友多，朋友们很高兴我去讲故事。我吃过晚饭常常跑出去，总有一两个地方会聚着一群人等着听我讲故事。那时人们晚上没事，也没电视看，就聚在一起聊天。我的故事大都闻所未闻，中外小说、古今传奇、老电影、笑话、鬼故事，想到什么讲什么，随心所欲，尽情宣泄。那时我太年轻，精力旺盛，看书多，白天跑业务到处听来的事情又多，再加上我的口才不错，随意发挥，边想边说，有时还会随性把小说或电影中的某个人物拉出来发展成一个更奇妙的故事。我从这种创造性的发挥中获得快感。那时我的“故事迷”可不少，甚至有人专门请我去讲。从今天来看，我身上的文学潜质最初竟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它像喷泉一样恣肆奔泻，挥霍着我的文学想象与创造欲，无意中也锻炼了我的表达与构思的能力。
我“文革”期间的画大多有些哀伤。我从这期间就开始确立了“散文化”的绘画风格了吗？
那时我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回到“文革”前最痴迷的生活——读书与画画。我有一批宝贵的财富，就是从抄家废墟里捡拾而来的图书。尽管许多书的封面都被扯去了，现在有时间把它们重新修补，装潢。我从一件旧衣服上取下几块布，给一些珍贵却残破的名著装上布面的书衣。比如：《浮士德》《高老头》《呼啸山庄》《生死存亡的时代》等等，我的手工制作十分细致。布料不够用了，就配上各类好看的纸，尽量做得可意。《欧根·奥涅金》的封面就是取自一个破旧的带铁边的硬纸夹子。这些装帧过的书放在一起十分漂亮，别看我只有一百多本书，在别人眼里，我已是叫人艳羡的富翁，它们是我“文革”中重要的精神食粮。有些书虽然让我修好，却又被我看坏。
那时所有图书馆都被封，一本书也拿不出来，偷偷拿出来就会被追查。我托朋友从和平区新华书店封存待毁的图书里拿出《红与黑》《哥拉·布勒尼翁》等几本书，一度受到追查。“文革”将一切人类文明视为敌，书店里除去领袖著作和马列选集，绝对见不到其他任何书籍。生活中文化的贫乏达到了极致。小说只有《金光大道》《艳阳天》和《欧阳海之歌》几本，音乐、戏剧和舞蹈只有样板戏，歌曲只有语录歌和劫夫的几首“战歌”，绘画只有领袖像，比如《毛主席去安源》，印刷出版后运输时要用飞机护驾，它的意义已经与艺术毫无关系；但它们每天把你包围起来，充斥你的感官与脑袋，让你不得不接受它的强化，致使有些人成为几近疯狂的像章收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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