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寥》（1971年）
那时候我一度也折腾像章。因为当时像章是社会沟通的最佳工具，更是我跑业务、拉生意的利器。我把不断弄到手的新品种的像章送给关系户，也从外边搞到一些新奇别致的像章带回单位送给同事们。当然，王姓同事总是要“先吃第一杯羹”。我还把它别在胸前，用它标志自己拥护“文革”，拿它做护身符。
在那个精神和审美上一贫如洗的世界里，像章似乎可以充填了人们生活与文化的空虚，所以它很快无处不在，独步天下。各个工厂各显其能，各有能人，各用自己的特有的材料与制造手段，挖空心思制作出各种新奇的像章来。有的以数十枚一套称雄，有的以小而精、式样新颖赢人。其实像章上的图案只有几样：太阳、葵花、大海、轮船，再加一个天安门，没人敢再增添什么，就看拿这几张牌能玩出什么新花样了。我认识一位美术设计姓陶，住在西安道复兴花园的对面，她丈夫是像章迷，矮墩墩一个小胖子，鼻梁上架一副圆眼镜，整天眯眯笑，胸前天天换一个像章，都是叫人眼馋的新品，他以此为荣，向人炫耀。他的胸前就是社会上最新像章的窗口。他每天至少两个小时消磨在劝业商场二楼交换像章的自由市场上，他收藏的像章多达三千个以上。每天晚上他把这些像章折腾出来，摆满床上桌上，欣赏、陶醉，致使陶设计坐在屋里迟迟不能睡觉。这位像章迷最后倒霉也在像章上，一次他没别好像章后边的别针，像章当地掉在地上，迈出的一脚正好踩在像章上，这事要发生在家里就同没发生一样，偏偏在单位众目睽睽之下，因此挨了斗，像章也全充公了。八十年代，我把这人这事写成小说，篇名就叫《像章》，那是后话了。
《冷雨》（1971年）
那时，我本能地抵触八个样板戏。从头到尾只听过《钢琴协奏曲黄河》，看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从没有看过那些京剧样板戏，没看过一页《金光大道》和《艳阳天》。在我心里那些都是非文学非艺术。我只吃我的精神食粮。我把自己珍藏的这些劫后仅存的书几乎翻烂了，然后我就去想尽办法到处挖书。在像章最火爆时，我还用帽徽漆和夜明的像章，换来了《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马克·吐温的《夏娃日记》、司汤达的《帕尔玛宫闱秘史》、《古文观止》和两本失群的翦伯赞编的《义和团》史料等等，纳入我的藏书中。在那心灵饥渴的时代，这些书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那些书由于读的遍数太多，有些心爱的诗句和小说片段都能背诵。
我开拓书源的另一个办法是与朋友换书看。我从抄家废墟里抢救出来的书中有一本《辞海》的“文学部分”，它使我了解到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使我在向世界渴求图书时，预先知道哪些书是经典和必读，不至于饥不择食。
《十月的风》（1970年）
我心灵的需求远远不只是文学。“文革”前我正陷入对西洋古典音乐的痴迷中，没有音乐，我的心一半荒芜，幸亏好友迟叔昌有一台老式的柜式唱机，还有几盒唱针。他和夫人——翻译家王汶都是职业的文人，“文革”抄家不是重点户，红卫兵只是扫荡了“四旧”，东西没有抄走，书、画、唱片、艺术品全都乱糟糟扔在那里。我常到他那里看画，翻书。他与邻居同院，不敢听唱片，就把那个又笨又沉的柜式唱机拉到我家。我家独门独院，比较私密。特别是到了晚间，一些人家里拧开收音机听新闻或革命样板戏，如果我把放音乐唱片的声音调得低一些，就不大容易被别人听到。再说，就是有人听到莫扎特和老柴，未必知道是什么音乐。于是，那张“老柴第一”的唱片不知被我放了多少遍，几乎给唱针磨平了。
至于画，那是自己的事。经过人生变迁，不知不觉之间我的画风已经发生改变。“文革”前，我画的是宋元风格的传统山水，不知为什么变了：一种抒情、非传统、带着伤感与忧郁气质的风景出现在我的笔下。这不是我刻意追求的，而是我内心的自然流露。好像我一掀门帘，它就走出来了。我的笔下全是压低的阴云，迷茫的远滩，逆风的飞雁，寂寞的孤舟。春夏的阳光很少出现，大都笔驻晚秋，这时我觉得最接近我的画风的是林风眠。
李文珍《餐桌上的鱼》 30cm×40cm 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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