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两天——深夜屋顶上的行走之声把我们逼到这里，到今天——深夜里隔壁的走路之声又把我们逼回去，竟然叫我们在三天之内，完成了人生的两次搬家。这还不是“老鼠搬家”吗？
看来我的做法对了！被逼出的勇气帮助了我。还有，我对前院政委的判断也十分正确。他早对我们的小院垂涎三尺了，一直在找机会把我们挤走。现在反过来，是我们挤着他、借他的力给我们找房子了，被动变为主动。杨队长对我说：“政委见你又返回来很不高兴。这次由民园房管站的老李领你去看房，你要尽快定下来。这回你搬走时，可得马上把门钥匙给我。”我点点头表示照办，心里却暗暗高兴，居然我也能叫他们给我办事。
长沙路思治里，我自1970年至1984年在这里生活的十四年间，经历了“文革”中后期、木石俱粉的大地震和改天换地的粉碎“四人帮”，也从秘密写作走入新时期文学
我早就认识民园房管站房管员老李。老李一只眼，外号“独眼老李”，嗜烟如命，特别喜欢人家送烟给他，我每给他几支烟，他就领我看一处房。真没想到抄家之后五大道有那么多空房——有一处空房就有一个被抄户，更不知道租界里的老房子如此千奇百怪。这次，我选房子的标准只有一条：一定要有私密性。我戏称之为“政治标准第一”。
就在随着老李看房的时候，碰到一个朋友说他家隔壁有一间查抄房，在长沙路思治里一座楼的顶层。长沙路与芷江路是邻街，路不算远，我与同昭骑车跑去一看，真的很理想。一间方方正正、十多平米的房子，平整的木地板被阳光晒得冒着好闻的气味；走廊宽绰，还带一个三四平米的储物间，外边跨着一个不小的阳台。最中意的是，这房子与前后其他建筑相距甚远，左右两边又与相邻的房子无关。老房子都用“三七砖”垒墙，墙体很厚，隔墙如隔山，隔音极好，私密性称得上第一。我马上去找独眼老李，说我看好这处房子，给他一包烟求他帮助，老李用他的独眼望着我说：“现在住房标准是每人两平米，这间房十多平米，给你们可就大大超标了。”我说：“办好给你四盒永红。”停一下又加一句，“再加上两盒恒大。”独眼老李笑了，说：“我可不敢收你们被抄户的东西。反正我不会说坏话就是了。”
在58号小院里等候消息时，我们天天傻唱着一支自编的小歌：
美丽的思治里，在召唤我们去
那里有个大平台，还是地板地……
几天后杨队长叫我去，告诉我几乎一步登天的消息：长沙路思治里12号三楼给我们了！独眼老李给我办了入住手续，我送他一个小纸包，里边兑现着我的允诺。跟着就把从芷江路搬回来的散装的家什，再装上车，全部运到思治里。随后将那小院的门钥匙交给杨队长，这便完成了自己“文革”以来的第五次搬家。
这真是天赐我居。
思治里是一条很深的胡同，两边两排连体楼，我住在右边一排连体楼的第七座，由于下边有一层地下室，我所住的三楼实际上是四楼，上边再无人家，只有天空、云彩和飞鸟。身居此屋，如在天上。这种公寓式的胡同房前边都有一个小院，所以与胡同对面的楼房相距甚远，对面的人家在阳台上说话，如果没有南风吹送，绝不会听见。楼后面是一片深郁的暗红色的老楼，叫作求志里。我们的房子与这片老楼中间隔着一条又深又长的后胡同。后胡同僻静人稀，鲜有小贩进来。下雨时，楼顶上的雨水通过挂在墙面上歪歪斜斜黑色的铅管泄下去，使胡同总带着湿漉漉的气息，天天夜间这里都是野猫的交际所。我房间靠北有一扇窗子推开后可以俯视这里，使我渐渐熟悉这里住户的生活、习惯，以及一些面孔。这个地方总给我一些文学的想象，以致后来我的小说《楼顶上的歌手》和人物散文《猫婆》写的都是这里。
我们新居的房子很厚重，高耸的瓦顶，宽阔的屋檐、粗壮的楼梯栏杆，让人住在里边感到牢固稳妥。只是后来才知道它外强中干，甚至险些使我丧命，这是后话了。
能够住进这个接近我理想的房子，应该归功于我们与那位政委暗暗博弈中付出的勇气，所以当我站在这房子宽阔的阳台上时，心中有一种成就感，这感觉进入了我的骨头。
我喜欢对一个空间发挥想象并去动手营造。我的伙伴同昭与我一样，都力图把这个家构筑成一个理想化的空中楼阁。“文革”把我推到生活的底层甚至底线，同时从我们身上逼出自力更生的激情和谋生的能力。几年里，各种简单的砖瓦、水电和木匠活儿自己都能抄起来干了，同昭原本不会针线与烹饪，现在行了。贫困时，女人们的本事是能把最普通的粮食与蔬菜做成“山珍海味”。我和儿子从头到脚所有衣服都有妻子的针脚。我最欣赏的是她用一台破缝纫机给我裤子后边轧一块罗圈儿补丁，针脚像唱片那样一圈圈从里向外旋转，铺满屁股上。如果没有“文革”，没有抄家和扫地出门，我们不会有这种本领。可是，我们就应该感谢“文革”吗？我们的逻辑会如此荒谬与愚蠢吗？我们应该感谢的是命运。命运从来都是两面，它的负面对于人是一种真正的挑战与锤炼。我相信，人真正的能力与意志是被命运逼迫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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