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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的生活没有脱离“文革”，我们仍被“文革”的铁网笼罩着。它时时会证实自己的存在。政局每有动静，我们便会立即感受到：电台会有广播，单位会开会，派出所会突然搞搜查行动，以查户口为名，看看我们这类人在干什么，街道代表也会突然闯进来，板着脸问东问西。一次晚上一位工艺美院的朋友来串门，聊得尽兴，十点钟还没走。街道代表大崔突然带着几个人咚咚咚上楼来，气势吓人，好像来抓土匪。进来冲着我就问：“他是谁？”我说：“工艺美院的一个朋友，来串门。”她又问：“怎么这么晚还没走？”我这朋友出身很好，满不在乎，反问她：“这么晚你干吗来？又没请你来。”这一来，双方都有气，眼看就要吵起来。我马上笑呵呵地说：“你们都该来。这位是我们街道代表崔主任，她晚上常搞巡逻。这位是工艺美院革委会的负责人，来谈谈画毛主席像的事。”我这话是在告诉大崔，这位客人比你们出身还硬，你别惹他。我的话挺管用，她立即变得客气起来，借茬有事带着人走了。
街道代表是特殊的一群人。我曾在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写了这样一位街道代表。他们本来就有很强的窥私欲和干涉欲，有了街道代表身份，便可以随便把脚踏进我们这种人的生活里，想出现就出现，可以说，街道代表这个身份把他们的窥私欲合法化了。由于他们的无知，他们的伤害性就更强。有一次我到区革委会文化组办事，一个干部拿出两幅画来，对我说：“你来得正好，你是画画的，来帮我们看看这两幅画是不是有问题。”跟着他解释说，这两幅画是劝业场街居委会送来的，他们那里有个老右派每天不说话，哪儿也不去，也不和任何人来往，只待在家里画画，他画画有什么用？街道代表忽想，他是否用画来搞反革命活动？一翻他的画，还真的看出了问题。
我看了这两幅画，并没什么特别，都是常见的题材，画面也很简单。一幅题着《竹石图》，画中一块石头和几竿竹子，另一幅题为《林溪图》，画中上边是树，下边是溪水。但经街道代表一说就是大问题了。
1974年一位画友约我到他单位去玩，他在美术出版社连环画编辑室做编辑，也画连环画。在出版社那幢老楼一楼两间宽绰的房子里，横竖放着一些桌案，坐着七八个人在工作，他们多是连环画画家，其中几位还挺知名，“文革”前我看过他们画的“小人书”，印象很深。此外还有两位是文字脚本的编辑，脸上都长着胡子。在这里，我认识了连环画编辑室的主任李定兴，一位略矮的中年男人，黑黑的眼睛明亮有神，说话声音大，热情爽快，他大学学中文，不会画画，负责选题、定稿和编辑室日常的行政工作，自己也写文字脚本。我与他聊得来，很快就熟了。一次他对我说：“给我们改编个文学脚本怎么样？”
这话勾起我的兴趣，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从小就是小人书迷。母亲给我的零花钱全攒下来买小人书了。我最早的藏书是小人书，最多达到六七百本，心中的偶像全是由衷崇拜的连环画家。自己还曾经自编自画过几本小人书，再用棉线装订起来，把它们与自己偶像那些名作放在一起。那时我把出版一本书看得极其神圣与高不可攀。“文革”初，这些儿时的珍存全部付之一炬。抄家后的一天下班回家，看见几个邻居小孩坐在道边翻看着一本厚厚的连环画，再一看竟是我珍藏的沈曼云四十年代的名作《沈万山巧得聚宝盆》，可是我并不感到心疼，而是麻木——那只是远去的儿时的梦了。可是如果现在叫我编写一本连环画，还能印刷出版，不是把儿时的梦又唤回来了吗？
另一个原因是，“文革”之前我刚刚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画，初尝到自己手写的文字变成铅字时的欢欣，但如今这样的事中断了。“文革”中文化是最森严的禁地，无人涉足，出版物都不署名，报纸上的文章也只有姚文元和张春桥署名，写作班子都是集体署名。可是，没想到连环画居然还可以署名，只是没有稿费，没有稿费我也愿意试一试。我知道，单靠写连环画脚本是不会成气候的，但可以证实一下自己。
写作长篇小说《义和拳》时的情景
李定兴给我的第一个活儿，是将一部河北梆子剧《渡口》改编成连环画。我努力把它写好，一个月后交稿，李定兴看了说文字不错，简洁生动，这使我十分得意。他把这脚本交给青年女画家王公懿来画。王公懿是李文珍学生，毕业于中央美院版画系，如今已是一位出色的旅美画家。这本《渡口》是她画的第一本连环画，也是我编的第一本连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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