赝品中也会有些许的真实。
我写得并不快。因为我白天要为单位跑各种事情。不时要跑到西郊王兰庄养鸭厂买鸭蛋，运到书画社后再与同事们一起抽取蛋黄、洗净蛋壳、打磨、画蛋、包装，再送到外贸工艺品公司。书画社只靠彩蛋的收入不够，还要去揽各种沾上绘画的加工活儿，比如鼻烟壶、玻璃画、竹帘画，同昭一度被安排在被砸毁而废弃的天后宫里去画手绘的工艺品包装盒。我们传统的古画临摹直到1975年才恢复，所谓恢复其实也没经过任何部门审批同意，只是因为上边斗争厉害，顾不上下边了，自然就悄悄恢复了。
事情往往是这头好起来，那头又出问题。书画社的业务好了，有钱花了，主事的王姓同事脾气一天天大了起来。他是头儿，说一不二，大家只能顺着他，他就愈加任性，天天中午也喝酒，回来醉醺醺骂人摔东西，没人敢出声，谁也不敢说他一句，他真有打人的可能。他打人没事，别人打他可就是“阶级报复”了。一次他喝醉了，说我是阶级敌人，叫我站他对面，他拿一根炉条在煤炉中烧红，猛朝我的棉外衣捅来，一捅一个窟窿，烧着的棉衣滋滋冒着烟。他发出狂笑，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怕把他惹恼了，会捅到我脸上。这样，直到他把我的棉衣捅了十几个烧煳的洞，方才罢手。
我相信“物极必反”这个词儿。转年春天，王姓同事带领书画社全体人员去北京工艺品厂和故宫参观，中午吃饭时酒又喝高了，居然红着脸站在长安街上拦公共汽车，用拳头猛砸车窗和车门，激怒了车上的司机和乘客，把他揪上车送到了朝阳区派出所。事情闹大了，上级决定把我们书画社解散，所有人都分配到二轻局工艺美术公司所属各厂。我和同昭等七个人被分到天津工艺美术厂做设计，从此我俩每天要骑车到很远的西郊工艺美术厂上班。工艺美术厂虽然远，也是集体所有制，但比起书画社正规得多了。
那时没有书架，必须在成捆的书中查找资料
那时，毛主席指示工人要进大学，各地纷纷建工人大学。毛主席发表指示的日期是1968年7月21日，大学就叫作“七·二一”大学。二轻局闻风而动，立即成立了“工艺美术系统七·二一工人大学”，校舍放在天津美院，调我去教中国画，于是我掉转车头改去河北区元纬路天津美院上班。学生都是来自各厂的美术设计，教育任务很重，还要带领他们外出写生。这样，写小说的时间就愈来愈少。一次上班路上，看到一辆马车，我突发奇想，最好这时身子一歪，一只脚插到车轮下，让车轮轧过我的脚，只轧伤别轧残，这样就可以在家养伤三四个月，有时间把小说写出来了。
我幻想着小说出版，能改变我的命运。但小说能不能出版，怎么改变我的命运？一片茫然。我身处社会底层，想改变自己谈何容易？谁能改变我？
一次，一位在内蒙古插队的知识青年，爱诗如命，又有诗人气质，易于感动，常被触动。他讲的话把我带到苍凉的草原，他的故事充满悲剧感。我情不自禁把他的故事写下来，一时间顺理成章地回到了我的“秘密写作”。这一次写完，我没有毁掉自己的手稿，而是攥成一个纸团，塞在楼梯侧面一个墙洞里。我把纸团放进去后，想再往里塞一塞，忽然纸团掉进去了。原来这看似坚固的老楼是“夹馅墙”——墙的两边是好砖，中间是土和碎砖。我想把纸团弄出来，换个地方藏，可是无论怎么去弄，纸团愈弄掉进去得愈深，最后只好作罢。
可是过后一想，这件事很重要，它表明我还没有丢掉秘密写作和文学真正的意义。摸一摸自己的“文学的良心”，还在。
进入1976年，第一个闯进耳朵并闯进心中的声音就是哀乐，随同这声音是一个天塌下来的消息：周总理去世。在那个年代里人们把社会的希望与出路都寄托在周恩来身上，一两年来随着批林批孔、批儒家、批水浒、批红楼，一波紧于一波的思想批判，谁都明白剑尖直指总理。连工厂街道都大骂孔子骂宋江骂贾政，总理摇摇欲坠和岌岌可危。人们天天担心着他，他忽然死了，像黑暗中唯一一朵火焰忽闪忽闪，忽然灭了。这件事从天而降。我第一次听到哀乐，感受到这支曲子彻骨的悲伤。它一直陪伴人们三个月，跟着是“四五事件”的到来。在这一阵子，人们又把希望放到自己身上，觉得自己可以改变时代。我常到海河广场去看那里摆放着的一个天津最大的悼念总理的花圈，它显得非常有力量，有一股正气。可是很快天安门前那种浩浩荡荡的场面归于一片肃杀与冷寂，全社会的期望又回到一条死胡同。前面仍是一道无法穿透的墙，后边没有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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