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紧骑车赶往单位，同事们看到我乱糟糟的脑袋，再听我一说，都对时局的突变感到愕然和惴惴不安。同事们找来一把剪子帮我把头发修齐，由于头发被学生们铰得太苦，修好后短得接近光头了。他们还去商店给我买一顶便帽戴上，虽然不像是平时的我，但这时已顾不上自己是什么模样了。
我那时所在的书画社在营口道上，“文革”一来，被上级集中到和平区文化馆后院一间空房里搞运动，学习文件、揭发坏人、写批判文章和大字报。文化馆四周的楼房民用的少，行政单位居多，平时很静，现在各个楼里好像都在打架，喊声愈来愈大。我有种不祥的感觉，为家里的母亲担心，渐渐感觉自己咚咚咚心跳得厉害，第一次觉得心脏和喘气都不舒服，临近中午时，有点坚持不住了，便去前院楼上找文化馆的吴主任，说我要请假回去看看。当时吴主任正在受单位群众的揭发批判，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揭发他的种种罪行，但是他的姓名上边还没有打叉，表示还未被“拉下马”，还在管事。主任室的几扇玻璃窗上也糊着大字报，光线晦暗，他的脸色反而显得比纸还白，说话的声音几乎听不到。记得他对我说：“运动都有高潮，但不会总在高潮上，你要沉住气。”然后就准了我的假。他说的话却叫我懵懵懂懂听不明白；不知这话是对我说的，还是对他自己说的。
我急忙骑车穿过乱哄哄的街道。相比早晨上班时，气氛变得紧张和严肃了，一队队红卫兵手拿着木枪挺着胸膛走在街上，样子像去上阵杀敌；有的胡同口已经被封上了，有的人家已经开始了可怕的抄家。我家住在名为“五大道”的昔日租界里的居住区，老宅院多，遗老遗少多，当然是抄家目标集中的地方。我不知自己的家和母亲现在如何，愈使劲蹬车，愈觉得双腿无力。在我从桂林路向右拐入我家居住的大理道时，隔着一百多米远，就见我家门口黑压压围着很大一群人，一直站到马路对面的边道上，都仰着脸朝我家那座楼看；我家的院墙上、各个窗口上、屋顶上都站满红卫兵，远看像《西游记》里的猴山。不用说，我家被抄了！
单位的楼道
我家这座楼有三层。一层姓李，是天津昔日一位富商的后裔；二层是我家；三层是孙家，出身一个银行世家。可以说，我们整座楼的所有住户都是抄家的对象。此刻，红卫兵们正从窗口把室内各种东西稀里哗啦往下扔，发出不同的摔碎声；有一种旧藏的整匹的布料，被他们抓住布头从窗口扔下来，好像一道道长长的各色的瀑布由天而降，景象奇特，随之下边发出一片呼好声，上下呼应一片；一个站在三楼最顶上的红卫兵使劲地挥舞着红旗，好似占领了一个山头。
此刻我回家去，不知会出什么事，但我不能逃避，我要去救助母亲。我把自行车推进桂林路一条胡同深处的隐蔽处藏好，然后奔往家中。奇怪的是，这时我反而不觉得心慌了。待到了家门口，耳听着有人叫了一声“狗崽子回来了”。眼前我的家已是一片狼藉。从各家抄出来的东西已经全混在一起。几个红卫兵上来用木枪拦住我，其中一个直问我：“你是谁？”我说：“我住在二楼，我回家。”这个红卫兵冷笑道：“家？你跟我进来。”
我跟在他的后边走进去，走廊到处堆着从屋里抄出来的各种杂乱的东西，楼梯已经被这些东西埋在下边了，窗子的玻璃全是破碎的，我们一边走，各种碎裂的声音一边从脚下发出来；几层楼上上下下站满手执木枪的红卫兵，那感觉使我脑袋忽然冒出电影《马门教授》里抄家的一个镜头。然而，在这样从未经历过的严峻的气氛里，我感觉自己身上竟然冒出一种自我的控制力，这种感觉使我自己有一点冷静。奇怪，这能力是哪来的？谁给我的？是因为父母和家中落难，只能由我挺身在前了？
上了二楼，我看到我的家像一片被炮猛烈轰击过的惨状。地面上全是衣服、碎瓷器、撕开的书、破玻璃板和歪歪扭扭的盆盆罐罐。所有柜子和箱子不是被打开，而是被刀斧劈开的，书桌的一角硬被斧头砍去，被打散的吊灯垂在屋顶中央，上边挂着母亲的一条长筒丝袜，这怪诞的印象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文革印象”里。墙上所有画都没了，涂抹着许多气势汹汹的标语。后院里不知在烧什么，浓浓的烟冒上来，使得站在屋外小晾台的红卫兵已变成人影。后来知道，我心爱的中外名著和书画都被扔下去，正在后院放火焚烧。走在我前边的红卫兵忽然扭过身来问我：“你有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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