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测量过眼药水瓶子的橡胶小盖的重量。嗬！它可真够重的了，好像有十几克吧。记得我在左边的秤盘里放着橡胶小盖，右边的秤盘里不断地加砝码，直到放了一大堆小银豆子，橡胶小盖还像个黑老包似的稳稳地坐着，不肯抬起屁股。
但我很快地又厌倦起来，对于敏感的分析天平来说，我周围伸手可及的一切物体——铅笔、钢笔、墨水瓶、注射器……都显得太沉重了。好像用绣花针去挖战壕，会累坏了我的分析天平。
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了一样很有趣的试验物品——葡萄干儿。我们每人每个月发一茶缸葡萄干儿，大家都一把一把地抓着往嘴里塞着吃。
我问果平：“你知道最大的葡萄干儿有多重吗？”
果平眨着毛茸茸的眼睫毛说：“可能……有一粒扣子那么大吧？”
我说：“你不要避重就轻，我问你的是重量，不是大小。”
她思忖着说：“那怎么能知道？我们只有称出一斤葡萄干儿，数数共有多少颗，然后用个数去除总重量，才能知道一颗葡萄干儿有多重。”
我说：“那得出的只是一个平均值，而且还不很精确。我现在要问的是，一颗最大的葡萄干儿有多重？”
能言善辩的果平也没词了，说：“这是没法知道的，除非你的舌头是秤盘。”
我说：“哈！我有办法。你跟我来，不过你要献出一颗最大的葡萄干儿，我也挑出一颗，咱们来比一比谁的更大。不要心疼啊！”
果平说：“这容易，权当吃的时候，有一颗掉到地上找不到了。”
我们先分头把自家的葡萄干儿摊在一张白纸上，细细拨拉着寻找巨型个体。果平挑出参赛的选手，是一颗圆饼形晶莹剔透的碧绿色葡萄干儿，好像翡翠雕成的。
我找出的葡萄干儿是暗黄色的，好像陈旧的树皮。虽然样子不好看，但大得像纪念章，里面还有籽。
果平说：“你的葡萄干儿好丑啊！”
我反驳她：“我们只说是选哪个大，又不是选美，谁重谁就是第一。”
趁老化验员不在，我俩悄悄地潜进化验室。我一本正经地戴上白手套，开始了正规操作。果平瞪大了双眼，紧张地注视着两颗葡萄干儿的竞赛。
出于礼貌，我先测量了果平的那颗葡萄干儿的重量——820毫克。这是一个很扎实的家伙，看着不很大，但分量足。我为自己的那颗葡萄干儿忧心忡忡，它虽说体表面积大，但疏松暄软，像个不堪一击的胖子。
我把我的葡萄干儿放进秤盘，然后小心翼翼地加砝码。每加一个小银豆，心里的欣喜就增加一分。嘿！我的胖子还真争气，足足是870毫克。
果平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但望着一丝不苟的分析天平，只好尊称我的那颗葡萄干儿为“王”。
我把葡萄干儿取下来，正待把一切在老化验员赶回来之前收拾好，果平对着天平叹了一口气，天平的指针就剧烈地动荡起来。
果平吃惊地喊：“哎呀，呼出的气也有重量啊？”
我说：“当然啦！人的气息都是有重量的。高兴时的气息就比较轻，郁闷时的气息就比较重，看来你此刻不开心啦！不信，你再试试。”
果平就微笑起来，对着分析天平又吐了一口气，指针真的只轻微地动了一下，就恢复了平衡。
从平原到西藏高原，要坐六天的汽车。蔬菜水果都是很娇气的，哪里顶得住这样的颠簸？更不消说一路上雪花飘飘，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再好的叶绿素也成冰激凌了。
但是，平原上的人还是挺关心高原上的人的，每年八九月份山下最热的时候，总要装上几卡车蔬菜，每车配备两个司机，昼夜兼程，把六天的旅程压缩成三天，赶上山来，想让吃了一年干菜和罐头的高原人享个口福。
但再新鲜的蔬菜，经过几千公里的折磨，也面目全非了。茄子皱得像核桃，蒜苗黄得像京剧里奸臣的胡须，只有青椒还绿着，但绿得十分可疑，用手指轻轻一弹，皮就噗的一声破了，流出一包绿汪汪的清水，原来它早已冻烂了。
有一次，运菜的车遇上了暴风雪。昆仑山是喜怒无常的，就是在最温暖的季节也会骤然翻脸，降下鸡蛋大的冰雹。菜车像破冰船似的抵达高原，通知大家去卸车。
到了车跟前，吓了我们一大跳：这哪里是车，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小雪山。
扒开篷布上厚厚的积雪，露出一个个装菜的纸箱。押车的人抱起一个箱子，砰地丢下车，咚的一声巨响，好像摔下来一箱炮弹。
“你轻一点儿好不好？”我们一齐冲他嚷。要知道，在高原上，蔬菜像黄金一样贵重，哪里容得他这般粗暴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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