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荷最老的一家餐厅酒吧
O.K. Harris，苏荷艺廊先锋，苏荷西百老汇
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比现在年轻三十岁，正是工作不忘享乐的年纪。因而不难想象，无论为哪位画家的展出，舞者的演出，生日年节，或为任何莫名其妙的理由聚在一起吃喝玩乐，可以说是轮流不断。
70年代中，我去了一趟非洲，三年之后回到纽约，全家住进了江青在苏荷的舞蹈工作室，然后出门一看，发现苏荷变了。
又一批港台艺术家来到了纽约（司徒强、卓有瑞、杨炽宏、李秉、薄茵萍、谢德庆、曹志漪、郭孟浩、钟耕略），画廊好几百，商店餐厅酒吧，几乎一家接一家，连周末的艺廊观众都比以前年轻时髦漂亮。苏荷热门了。
也住不起了。因而迫使我反而赶上“翠贝卡”（Tribeca）的萌芽，买下了一户双层空间，相隔苏荷仅有一条街，步行可到大部分艺术家朋友的工作室。作为圈外的旁观者，这倒是一个不远不近的理想距离。
如果说这个从废墟中诞生的苏荷不是当年的蒙马特，那以苏荷为中心的这群华人艺术家，也说不上是波希米亚人。不错，他们都有“艺术”这个共同使命感，且已在个人创作上，及在纽约艺术界，找到了他们各自的艺术壁龛。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当年波希米亚人那样逃避四周中产社会及其布尔乔亚生活方式。
他们都非常之认真冷静。除了创作伟大艺术这个梦想之外，也少有其他幻想。他们都非常现代，也具体表现在他们的艺术观和人生观上。他们绝不是那种自我隔绝于世俗社会、只追求自我表现和自我发现或以艺术为终极自由、最后解脱的天真“浪漫派”。当然，也或许有一两个例外。
他们一个个都结婚了。这些艺术家非但没有躲避婚姻家庭责任，有的甚至于结了又结。
固然不少艺术家仅靠创作即可生存，也有些因家中富有而无须担忧，但仍有一些还需全时半时工作来维持生活。他们都算是当时所谓的“工作艺术家”（Working Artists），即以创作和兼工为荣。而且不错，也有少数家庭洗手艺术江湖，去闯正在走红的地产江湖，纽约的艺术江湖显然不太好混，在多元文化仍处于理论阶段的70年代，华人艺术家或许尤其需要具备艺术才华之外的另一种才华，方能登峰造极。就像西方19世纪那首讽刺诗所说的：名人庙堂等候室，人多且杂。入堂之门有两道，一个上面写着“推”，一个上面写着“拉”。
没有几个欧美，更不要说亚洲艺术家，具有这种天生的“推拉”本领。更几乎没有任何艺术家，在这方面可以比得上那位老画“可乐瓶、罐头汤、梦露、Jackie和猫王”的白发小子，混得那么出名发财和独霸。
当然纽约不只是他。纽约，作为西方艺术中心的地位，也受到了公认。我1976年正在巴黎，刚好赶上“蓬皮杜艺术馆”落成开幕，而其首展主题即点出了西方前卫的交接，“巴黎——纽约——巴黎”。这不但表明前卫已自巴黎转移阵地到了纽约，而且反方向影响到现代主义诞生之地。
《新土》（1978——1982）杂志封面。右至左：蔡文颖、韩湘宁、司徒强作品，纽约地铁和时装特刊
随着苏荷地区的变化，这一带的华人艺术圈，以及纽约华人文化圈，也都扩充了、多元化了。一个新现象是这里出现了一些内地艺术家，像陈丹青、张宏图、艾未未、袁运生。他们也都经常进出苏荷艺术圈。但是还有另一个具体见证，就是1978年至1982年，苏荷有了一份自己的华文刊物，《新土》杂志。
这虽然是一份偏重时事的综合性月刊，但其总部设在苏荷，其发行人陈宪中更乐于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在苏荷金色年代存在了将近五年的《新土》，不但访问报道了无数前来纽约的两岸三地文化人士，而且不忘前辈，也介绍过朱沅芷的生平及其作品、江文也的生平及其纽约友人举行的作品发表会。
但是这究竟是份当代刊物，何况又在苏荷，当然不会忘记这里的当代华人艺术家。光是上过封面的就有蔡文颖的电动雕塑、江青舞蹈、柯锡杰摄影、尊龙演出（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首部外百老汇戏剧FOB［Fresh off the Boat，“刚下船的”］）。同时还刊登过谢里法的短篇、刘大任的长篇，秦松、贝岭、杨炼的诗作，以及无数经常性的艺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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