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艺术、音乐、书刊、海报、我们的衣服、我们的家、我们怎么走路、怎么说话、我们怎么留头发、我们怎么抽大麻、怎么搞、怎么吃、怎么睡——只有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自由。
简单吗？当然。天真吗？当然。真的吗？当然。别说联邦调查局的胡佛听了受不了，就连John Sinclair的老爸老妈也受不了。
60年代有它的阴和阳。新“左派”、反战、反资、反帝、黑人革命、妇女解放等等是大运动中的一部分，大麻、LSD、嬉皮、鲜花儿女、摇滚、禅易、印度教派、人民公社、性解放、地下刊物等等，也是大运动中的一部分。在面对白人成年中产特权帝国军事工业既成体制这个共同敌人的时候，这阴阳两方面有一个统一战线。但在其他时候，从和平共存到相互敌视，存在着各种程度的微妙关系。
再没有比60年代和平与爱的象征Woodstock摇滚乐会上发生的一件小事，更象征地说明摇滚与革命、嬉皮与“左派”之间的爱恨关系了。新“左派”一直利用摇滚吸收新分子，尽管他们也同时感到这批抽大麻抽昏了头的嬉皮没有正确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可是在反既成体制的统一战线上，是非需要他们的支持不可的。所以正当摇滚乐团The Who在台上演唱的时候，60年代最出名的一个大“左派”霍夫曼（Abbie Hoffman）上了台，呼吁大家为刚被抓起来的“白豹党”领袖John Sinclair声援抗议。可是，乐团吉他手Pete Townshend却用吉他把Abbie撞到一边。革命想要争取摇滚，摇滚有时也参与革命。政治固然想要利用这个摇滚舞台，可是这个摇滚舞台，虽偶尔允许政治上台表演，但却始终拒绝让政治给霸占，变成摇滚只不过是一名临时演员的政治舞台。换句话说，搞摇滚的尽量要和搞革命的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1967年底在旧金山问世的摇滚双周刊《滚石》杂志是另一个例子，当时仍算是地下刊物，也自认为属于运动的一部分。可是，它一开始就把摇滚放在核心，而不是把这份地下刊物当作运动的一个小螺丝钉。在反越战方面，《滚石》和“左派”站在一边，但主要还是搞摇滚和摇滚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在1968年，它一反地下刊物潮流，公开谴责极“左派”利用摇滚来勾引天真无知的嬉皮们去参加那一年的芝加哥暴动。这也是为什么它早已升到地面，到现在还在出版。
其实，摇滚与政治的这种关系早就形成了。老“左派”根本无法接受50年代中期发展出来的摇滚乐，认为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腐败与堕落的象征（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当时的保守派、大小右派也这么认为，只不过他们说这是腐化美国青年的共产党阴谋）。30年代和受那个时代影响的老“左派”的音乐是接近民粹派的“民间”（Folk），例如Woody Guthrie和后来的Pete Seeger，以及他们二人的继承人，早期的鲍勃·迪伦（Bob Dylan），60年代上半期的任何抗议示威活动，好像都少不了他们和琼·贝丝（Joan Baez）这类民间抗议音乐。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当迪伦在1965年的Newport Folk Festival上突然抛弃了“民间”音乐使用的传统吉他而改用电吉他的时候，除了“民间”纯正派之外，大概是这些老“左派”的反对声音最大了，几乎认为迪伦背叛了革命。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迪伦抗议是有，但从未参与任何革命（要有的话，也是音乐性的而非政治性的），他只是在“披头士”风靡全美之后，接受了新的现实，因而将“民间”带进了摇滚，丰富了他的艺术，也丰富了摇滚艺术。
从1964年到60年代末一直霸占摇滚乐坛的“披头士”，更与革命划清界限。就在极“左派”大闹芝加哥的1968年，而且几乎是同一个月，“披头士”推出了一张小唱片（Single），正面是Hey Jude，反面是Revolution。“披头士”是要求改变，甚至公开抗议，但还做不到以革命的手段来谋求的地步。当时纽约的“解放新闻社”就公开表明说，“（我们）支持‘滚石’与‘披头士’的思想分裂。”就好像“滚石”代表“左派”一样。其实，真要说起来，猫王、“披头士”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出身，“滚石”里面的乐手大都是中产阶级。而且，在他们几首被认为是有政治意义的曲子（如Street Fighting Man）里面，“滚石”也没有说要走革命的道路。“滚石”只是在形象上给人感觉更凶悍，斗争性强，但这种形象，与其说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反叛性的、前卫性的。
但就摇滚与革命来说，最直截了当的一句话是一份地下刊物Guardian的文化思想家Irwin Silber所说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把我们要说的话灌在一千万张哥伦比亚的唱片上，而是接收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并且把它变成以人类需要和人类表现为基础的人民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不要以为靠摇滚发大财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大老板们听了要给吓死，我想连“滚石”听了也要发抖。没有哥伦比亚这类大唱片公司，“滚石”也只不过是滚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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