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潜伏在纽约精神深处的，使纽约几百年来一直是一个最富有生命力、创造力的大都会，却是荷兰流传下来的更宝贵的遗产——其容忍精神。你只需要看看头几批荷兰殖民者的构成，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这些创业移民殖民者，人数不过数百，大部分都给这种容忍精神所吸引，却分别来自东南西北欧，说着好几十种不同语言，有着不下十种不同信仰。
但是精神是一回事，甚至于有了宪法也是一回事，如何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前两者比较抽象遥远，但具体落实执行者是人，而是人就有人的麻烦，人的问题。
果不其然，新阿姆斯特丹最后一任总督，彼特·史岱文森（Peter Stuyvesant）不但又严又狠，还有浓厚的宗教偏见，尤其痛恨基督教的“贵格派”（Quakers）。他擅自下令禁止贵格教徒有任何公开宗教活动，违犯者受到刑罚。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对他认为的异教分子进行迫害了，之前他也曾如此歧视犹太人。但是这次，定居在今天纽约市皇后区的“法拉盛”（Flushing）的居民，有一大批公开站出来为贵格派教徒讲话，写了一封信给史岱文森总督，其中强调“（荷兰）国内的友善、和平与自由的法律延伸到犹太人、土耳其人、埃及人……并谴责仇恨、战争和奴役……我们本着良心不能对他们施加暴力…… 这在我们村镇（法拉盛）建镇特许证中明文规定……”。
这封信就是有名的1657年《法拉盛抗议书》（Flushing Remonstrance）。“本着良心”指的是“良心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西印度公司正式答复并告诫史岱文森说：“人的良心应享有自由，不受束缚……”但在发挥作用之前，新阿姆斯特丹已被英国接收，改称纽约。
考虑到与其同时代那批逃离英国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在今天麻省波士顿一带建立了新英格兰殖民地之后，反而排斥其他信仰，只以他们的教派为主，搞了一个近乎“神权”的政治体制，那这封《法拉盛抗议书》的意义就更为深远了。一个最突出的近代例子就是当年美国反越战分子正是以“良心反对”（conscientious objection）拒服兵役。
难怪《法拉盛抗议书》被不少后人称赞为美国第一份独立宣言，为信仰自由打下了基础，但它之所以经常被人忽略，是因为其基本精神后以宗教，以及言论、新闻、集会、申诉等自由，列入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而成为公民基本权利。
好，物换星移，荷兰殖民、英国殖民，俱往矣。美国也早就独立了。那且看今朝，且看当年那些抗议者的定居点，三百五十多年后的法拉盛。
今天，这个社区的东南西北欧移民后代人数日减，取而代之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来此定居的港台和东南亚华人和80年代的大陆同胞，以及韩国、印度、巴基斯坦、中南美洲和加勒比移民……加起来总有二十几万人。社区之内，店铺林立，还有庙宇教堂、政府机构、医院、图书馆、殡仪馆、植物园、公园（两次世界博览会所在地）、学校、公寓私宅、地铁公车船坞飞机场，更别提那总有上百家各个民族风味的餐厅……而居民的语言（包括各地方言），可想而知，总有上百种。
一张出生证书和一笔遗产。好在后代子孙都蛮有出息，没有把荷兰留下来的财富糟蹋掉，也没有坐吃山空，反而连本带利，翻了几十几百番，一直翻到今天这个纽约国际大都会。
这可要比24块美金的传奇——传奇多了，也真实多了。
2009
——尝试错误？无心插柳？悲剧英雄？
总之，因此我们有了纽约。
整整四百年前这个月，航海探险家亨利·哈德逊，乘着一艘三桅帆船，驶进了今天的纽约海湾，并顺着现以他为名的一条大河北上，航行了几天之后，发现河流越走越窄越浅，了解到这条水路并非可以驶往日本、中国、印度的“西北通道”，终于返航，继续追寻他的梦想。
这正是欧洲大航海、大探险时代。从15世纪中到整个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探险家——迪亚斯、哥伦布、达·伽马、巴尔沃亚、麦哲伦……先后绕过了非洲好望角而进入印度洋，横渡大西洋而找到了美洲，又从这两块新大陆之间的地峡，向西而看到了那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并且首次航海环绕了地球一周。
哈德逊即生在这个大时代的16世纪中。他的前半生资料很少，只知道他生在英国，从小上船，远洋近海航行多次多年，一步步当上了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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