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礼宴”被用来作为一种压倒或打击对手（个人或部落）的社会和经济武器。虽然以前在夸族社会，英勇事迹和赠送财产同样光荣。但是到了19世纪下半期，已经演变到相互竞争者只以财产为武器（property as weapon），只以财产相斗，而且以毁坏财产为至高荣誉，而如果对手短期内无法回送和毁坏更多，至少同等数量和价值的财富，他就名誉破产。
所以，你如果想要毁灭一个竞争者、一个对头，你只需要找个理由请他来参加你摆设的“礼宴”。把你的宝贵财产，比如说，两千张皮毡毛毡送给他；而如果你一时兴起，再当众焚烧另外三百张来示威，然后你就等着看吧！他回请回报得起，你的财产反而增加，你还有机会再摆设一次礼宴请他、整他。而如果他短期内回请回报不起，那你不但击败了一个对手，你还消灭了一个对头。因为这种比斗一旦输了，就蒙上奇耻大辱，他就变成了夸族社会不受欢迎的人物，什么礼宴或派对也别想参加了，根本别想在这一带混了……不错，这可能比生死决斗文明，可是也够残忍的了。
难怪后来各式各样的学者对夸族礼宴如此之感兴趣。想想看，从南北战争结束到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上流社会那些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铁路大王、航运大王、汽车大王、橡胶大王、煤炭大王等等大财阀，以及数不清的小财阀，不停地相互以各种方式来摆阔比阔，其实也正是在摆设大大小小的“礼宴”，尽管所有人，包括当事人和旁观者，都不承认这一点。直到美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一位奇人，在理论上为美国社会的“礼宴”界定了意义。
这位奇人，就是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而他关于此一问题的名著，就是1899年的《有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凡勃伦是耶鲁的经济学博士，但是他的学识和兴趣可不只限于此，从人类学到心理学到社会学到政治学到哲学等等，他都有研究，以至于被誉为“最后一位什么都通晓的人”。他曾和博阿兹在19世纪末一段时间同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这是凡勃伦的第一份正经工作，而他的教授起薪是500美元一年，教了十三年才加薪到一年1000美元（请记住这个数字，作为下面提到的另一个数字的参考）。
他的《有闲阶级论》并不是关于整个“有闲阶级”的理论，而是关于美国富有的上流社会（即英文大写的Society）中某一特定集团，在某一特定历史时限内的一套理论。我们甚至于可以说，是针对美国这些“新富”（nouveau riche）的社会批评。他在书中提出许多论点，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就是今天人人皆知的“明显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又译“夸耀性消费”），而此一“明显消费”也正是美国上流社会各大小“酋长”的“礼宴”。
《有闲阶级论》文笔尖锐、文字艰深，而且当然是理论性的，所以让我在此举一个他所谈的那个时代的“明显消费”，“美国式礼宴”的一个实例。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就在凡勃伦批评讽刺美国上流社会挥霍性摆阔比阔的那个时代，纽约一个财阀，还没有资格同洛克菲勒、卡内基、范德比尔特、杜邦、福特、哈里曼、梅隆、古根汉、斯坦福、赫斯特、阿斯特、摩根、古尔德等等真正大财阀平起平坐，但也有足够的财产，摆设了一次轰动全美的“礼宴”来摆阔和比阔。此人名叫詹姆斯·黑曾·海德（James Hazen Hyde，伦敦海德公园的海德家族后裔），算是纽约一位保险界巨子。作为一个法国迷，他先将纽约当时一家最豪华的旅馆包下来，请了名建筑设计师将它全部改装为凡尔赛宫，在1905年1月31日，请了将近四百人，三顿大餐，从日落到日出，举行了一次法王路易十四时代的化装舞会，花费了——记得凡勃伦那500美元年薪吗？——20万美元！这正是凡勃伦“有闲阶级”的“明显消费”，这也正是美国上流社会的“夸族酋长的礼宴”。今天，美国经济虽然衰退多年，国债高达3.7兆美元（即3.7万亿美元——$3,700,000,000,000。换句话说，全美男女老幼每人负债17000美元），但我们不时仍然会听到某一“新富”买了一艘两百六十英尺长、价值5000万美元的游艇。之后不久，另一个“新富”不甘示弱，也买了一艘，只不过它是三百二十五英尺、1亿美元。
那美国一般人呢？今天，没有失业的人能够所谓“跟得上老张”（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已经够吃力了，但能跟还是跟，能比还是比。其实，“跟得上老张”正是一般大众的“礼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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