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漏床（13″* 15″）。小家庭使用，巨型床大三倍
这个河漏床的座很像一条长板凳，只不过板可厚很多。看床的大小，有的板半尺厚，有的一尺多厚。床中间有个筒形洞，直径也根据床的大小而定。河漏床就架在煮面的大锅上。做面的时候，先将和好的湿面半满地塞进那个筒形洞，再以人力用床上方一根与床在一头相接、在洞口正上方部位牢牢地钉着一个木槌的杠杆，硬将筒形洞中的面从下面有圆孔的铜板中给压出去，而压出来的圆形面条就直接进了下面水正开着的大锅。这就是压河漏。
好，我要说的是，多少年来，我一直以为这是咱们老北平或老西儿的玩意儿，地道的中国玩意儿，一直到我十年前在非洲东岸一个阿拉伯文化影响深远的小岛上，在一家杂货店，突然看见好几个有新有旧、大大小小的河漏床！我一开始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问老板，而他的回答更令我吃惊。这是他们阿拉伯人几百上千年来做面的一种工具。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筒形洞底那片铜板打的不光是圆形小孔，还有三角形的、月牙形的、星形的、方形的。
好，假设那家杂货店的阿拉伯老板说的是实话，那我要说的是，如果这是阿拉伯人首先发明的，再经由应该是回民传到了华北，哪管你是老北平还是老西儿，你我加上我们的祖先，几辈子吃的都是乌鸦炸酱面。反过来看，如果河漏床是咱们中国人发明的，再经由也多半应该是回民传到了中东一带的阿拉伯社会，那阿拉伯人几百上千年来吃的其实也是乌鸦炸酱面，尤其是他们酱的做法肯定和我们的不一样。这么说来，因马可·波罗13世纪从中国将面条和西红柿酱带回威尼斯而后出现的意大利面条（spaghetti），真要说起来，其实也是乌鸦炸酱面，尽管全世界都认为这是意大利的国面，其实还是乌鸦炸酱面。
我的意思是说，时间空间一变，就很难说什么地道不地道了，连什么才算是地道都很难说了。今天内地和港台的中国吃，如果拿它与20年代或30年代的当地中国吃（够地道了吧？）相比的话，我敢说找不出几样菜的口味是完全一样的了。至于美国的中国吃，那可以说全是乌鸦炸酱面。
让我再举一个亲身例子，一个比较近的例子，来说明另一个层次的乌鸦炸酱面。我去年去了一趟山西，去五台山下的金岗库村寻了一下我的根。是在五台县我才吃了几次西红柿酱刀削面。这次的经验让我感觉到，我在美国家里自己做的、所有朋友都爱吃、都赞不绝口、几乎是海外独一无二的西红柿酱，其实根本完全就是乌鸦炸酱面，而我多年来就为了这碗宝贝酱给大家捧得几乎忘了形。
首先，在山西吃的西红柿酱（千万别说番茄酱，那是老美吃什么玩意儿都加的玩意儿）根本没什么肉。现在回想起来，以前在北平家里吃的也没什么肉。而我在美国炸的西红柿酱可有不少肉，虽然有更多的西红柿。就凭这一点，我已经乌鸦了。这要给老北平或老西儿损起来，就绝不亚于损南方人炸酱还放豆腐干和虾米，还有花生米之类更要命的玩意儿。
这个可以先不去管它。我要说的是，去年6月间我在台北待了三个星期，临走之前，我借用一个朋友家，不能说是请客，因为菜钱都是她出的，而是亲自下厨——对，一点不错，炸了一大锅西红柿酱，来感谢这半个多月来热情招待过我的一些朋友。我怎么也不会料到，这十几个年轻朋友竟然从来没有吃过西红柿酱！他们（一半是女孩儿）很给面子，把足有十五斤的拉面几乎全给吃光，而且其中几位还跟我学了几手（更给面子）。可是现在回想，我简直要脸红。虽然当时我绝不是有意欺骗他们，但除非他们看到我这里的坦白，否则绝不会想到我喂他们的其实是我在美国，因为时间空间的改变，而自己搞出来的乌鸦炸酱面。
当然，这并不表示我那个西红柿乌鸦炸酱面不好吃。刚好相反，没有赶上那天我的西红柿炸酱面的朋友还要我答应下次去台北一定要为他们再下厨一次。其实，这才是我要说的。一定认为乌鸦炸酱面绝对比不上当年（40年代？30年代？20年代？乾隆年间？）北平或北京的地道的炸酱面的那些人，倒是未免有点乌鸦了。
1987
有点虚荣，有点可笑，可是很勇敢。
——富兰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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