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美国究竟是美国，任何节日到最后都免不了被商业化（情人节、母亲节……）。于是，从感恩节到圣诞节到新年这一个半月期间，就变成了美国一年一度最疯狂的购物送礼季节。
那火鸡呢？
结果是变成了感恩节的正式大餐。光是这一天（不算圣诞节和新年），美国家庭团聚之时，就要吃掉至少四千万只火鸡。难怪总统要在白宫草坪上举行一个象征性仪式，以赦免一只火鸡来赎罪。
这还不说，火鸡的运也倒霉，就差一点当了美国的国鸟，美国的象征。英国十三个殖民地组成的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在1776年宣布独立，正式向母国宣战，但本身还没有建国也无宪法，可是却已制定了国徽（The Great Seal）。这个国徽正中间，有只象征美国的国鸟，是一只“秃鹰”（bald eagle，白头鹫）。
开国元勋之一富兰克林非常不赞成把秃鹰作为象征，他觉得应该是火鸡。可是大陆会议已经作了决定，他也就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只是事后在给女儿的一封私信中抱怨了几句。我在网上找到了这封信的片段：
就我来说，我希望没有把秃鹰选为我国的代表。这只鸟没有高尚的品德，也不诚实地生活。
你经常会看到它暂栖在河边一些死树上，可是它懒得自己找鱼吃，它盯住“捕鱼鹰”（fishing hawk），等到那个勤快的猛禽捕捉到一条鱼，再把鱼带回巢喂养它的伴侣和幼小的时候，秃鹰就上去抢夺这条鱼……
秃鹰一般来说生活贫困，又极其胆怯……因此，秃鹰绝不适合作为我英勇斗士的象征。
相比之下，火鸡更值得尊敬，而且又是美洲的原住禽……尽管火鸡有点虚荣，有点可笑，可是很勇敢，绝不犹豫去攻击侵犯家园的英国官兵……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当年曾经问过几位台湾朋友，为什么台湾菜少见火鸡，他们说可能是因为火鸡的警觉性高，一有点什么动静就叫个不停，所以农夫养来看家防偷防盗，所以舍不得吃。这有点像以前，台湾菜也很少见牛肉，农人不忍见到为他们劳苦一辈子的耕牛——和看家的火鸡——最后变成了上桌的一道菜。
如果此说成立，那宝岛农民可的确是在以德报恩。逢此感恩佳节，富兰克林地下有知，也会点头微笑赞美。
2011
就我所知（而我确知），全台湾及大陆，还有香港澳门，有史以来，除了我自己之外，只有一个半人有过这个共同经验。是好是坏暂且不谈，总而言之，只有我们这两个半人是北京美国学校小学部最后一届毕业生，而其中两个同时又是台北美国学校初中部第一届毕业生。
也许应该先澄清什么算是半个人。这个人是个白俄，名字是乔治·卡诺夫，但称他为半个人并不是因为他是白俄。我们是北京美国学校的小学同班。他父亲官拜将军，是帝俄时代的贵族，因苏联十月革命而流亡到北平，1949年又流亡到台北。我想就算在反共恐共到白热化地步的50年代初的台湾，乔治·卡诺夫这家人也算是非常反共恐共的人了。正是这样，朝鲜战争一爆发，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美国决定派其第七舰队防守台湾海峡，他比谁都兴奋，就在当天下午，不晓得他哪里弄到一瓶威士忌，约我和另一个小学同班，就是前面提到“一个半人”中的那“一个”，刘岩，在校舍后面喝酒庆祝。刘没有喝，我喝了一口，乔治·卡诺夫则一人喝了将近半瓶，不到半小时就醉倒在地。第二天，他就被开除了。
所以，他并没有读完台北美国学校，所以只能算半个。之后两三年，我偶尔会在他们家另一个白俄朋友开的台北“明星咖啡室”见到他。再之后就失去了联络，至今下落不明。
当年曾经就读过北京美国学校（即使在“北平”时代，校址在干面胡同的北京美国学校Peking American School 仍一直用“北京”），今天在台湾肯定不止我们三人。我知道的就有世交金大哥金懋辉。不过，他比我高很多班，事实上，当我胜利之后由重庆回北平入北京美国学校的时候，他早已经高中毕业了。
我想今天还是有人不明白为什么当年在北平，或今天在台北，会有一个“美国学校”，也不明白为什么竟有中国家庭送子女去那里上学。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我这里只想回忆一个我个人的经验和感受。
坦白地说，我从幼儿园时代就开始念外国学校了。要追问为什么的话，就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讽刺：为了抗拒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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