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子奇故世多年，他在参与辛亥革命之后去了日本留学，一住十年。“七七事变”之后，我们家虽然一直住在北平，但我父亲在天津任电话局局长，因此那里也有幢房子，在英租界。那个时候，平津早已被日军占领，但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租界是唯一安全地带。日本人知道我父亲，不但一定要他交出设在英租界的电话局，还要他加入伪政府，甚至于要以绑架我们兄弟姊妹来威胁。那时我才三岁多，我父亲于是不得不送我和我两个姐姐去上天津法国学校，圣路易。绑架真可能发生，而且出现过不止一次紧急情况。这样一直僵持到“珍珠港事变”，英美正式向日本宣战，租界地因而也成为被占领领土，我父亲已无处可躲，才只有急忙先我们而逃往重庆。次年，1942年，我正在法国学校念一年级，情况越来越危险，我母亲才带着四个小孩儿，我们姊弟三人和一位朋友托带的女儿，走旱路，逃难到了大后方。
换句话说，是因为我父亲坚决不受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不当汉奸，我才上了外国学校。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非但自然，也是不得已的。但问题在于，在重庆念了三年德精小学，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父亲为什么又把我送去美国学校。这有主观客观两个因素。
客观，当时北平没有一家小学肯收我这个插班生，而只有北京美国学校肯。主观，我父亲认为，二次大战前，日文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外文，但他觉得以后必定是英文的天下。就这样，我插班入了北京美国学校四年级。因为逃难，我的学业耽误了一年多，1948年夏，我小学毕业。
好，又一个问题来了，那到了台湾，为什么又去上了台北美国学校？这次非常简单，没有什么主观因素，全是客观因素，而这个客观因素对我来说，至今仍留有一道伤痕。
因为手上只有一张北京美国学校的小学毕业证书，台北大部分的中学都不准许我报名。虽然有两家准许，但我都没有考取，美国学校出来的数学太差。最后，还通过介绍，我才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板桥中学。家在台北龙泉街而上板桥中学可真麻烦，先在水源地乘小火车去万华，再转大火车去板桥。反正年纪轻，也不觉得苦，倒是感到非常兴奋。因为在同辈或一般人的眼中，我不“奇特”了，至少当时我这么以为。
一学期下来，我每门课，甚至于包括数学，都是九十分以上，唯独“品行”，学校给了我五十九分，将我开除！
50年代初的台湾中学教育，更不要提社会风气，我想也不用我来介绍了。总而言之，比今天保守十倍。大陆带来的传统家长式教育与日本殖民者留下来的权威式教育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座死硬的大山，就等着像我这样一个受过几年西方教育的卵，来击它们的石。所以，尽管当时我毫无觉察、完全无辜，但我已经命中注定是，借用美国一个说法，一个等待发生的意外。
受美式教育的影响，我上课的时候喜欢提问题，偶尔还和老师争论。我的打扮也比较美国化，我尤其喜欢戴棒球帽。我经常找女生讲话、开玩笑，约她们一起吃午饭，或她们约我一起乘火车回台北……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平常而正常的事，但你可以想象在1950年的板桥中学训导处看来又是一种什么行为。偏偏我书念得很好，但“目无尊长”（及其他）的态度和行为，对校方来说，可要比什么都可怕。初一上结束前几乎整整一个月，因“屡诫不改”，每天升旗之后，第一堂课之前，我要自己去训导处，自己找出尺子，再将尺子送给训导主任，然后请他先在我的左手打上十板，再在我的右手打上十板。
结果还是开除。理由？如果说我不听师长教诲，那就算我不服气，也无话可说。但板中，混蛋的板中，给我家里的理由竟然是——泡茶室玩茶女！
这是我第一次（但，我想你们也猜到了，并非最后一次）领教莫须有罪名的味道。我想我父亲很清楚原因在哪里，所以就让我在家先待一阵看看，每天练练大小字、写写日记、读读《文选》、钓钓鱼、打打球，偶尔看场电影……不到三个月，刘岩来电话说台北美国学校刚成立了初中部，正在招生，于是我又从初一念起。
当时校址是中山北路马偕医院对面，学生一共不到三十人。初一只有我和刘岩和稍后来的乔治·卡诺夫。我还记得我们三人第一次在台北碰面，还去了“明星”喝了一杯热巧克力。
第二年，美国学校买了孙连仲将军也在中山北路的三层楼房为新校址。这时，因为美援，学校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倍的学生。学校也比较上了轨道，相当于美国任何一般中学，也就是说，初二开始还要学拉丁文。乔治·卡诺夫这时已被开除，但我们班上另外多了三个外国学生，其中两个是美国男孩，一个是父亲在农复会任森林专家的哈利·弗瑞兹，另一个是父亲好像任台湾银行经济顾问的莱纳德·戴维斯，以及父亲搞进出口的韩国女孩艾琳崔。教我们的是美国老师梅丽特女士。到了初三又有了魏小蒙。因此，1952年，台北美国学校初中部第一届毕业生就是我们这六个人。我记得我们毕业典礼请的贵宾，因我们毕业班四个男生的坚持，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邀请了鼎鼎大名的“七虎”篮球队，而他们也竟然莫名其妙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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