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美国学校，1947。作者为前排右三（作者提供）
台北美国学校，1951。作者为近右一处，坐于草坪（作者提供）
我就读的那么几年，台湾社会关于台北美国学校的辩论和批评似乎未曾间断，也无结果。有的基于民族主义，例如“崇洋媚外”；有的说这种学生都是进不了中国学校或中国学校根本不要的“不良子弟”（倒是部分形容了我的情况）；有的指责送子女上美国学校的中国家庭，不是有钱，就是有势，就是有权等等。
前两类批评，因为比较感情用事，所以很难辩解，但第三个指责，在相当程度上是相当有根据的，尽管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和刘岩和其他一些家庭。我父亲到台湾已经半退休，但就算在大陆时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中上级官僚。刘的父亲是总领事级的外交官。至于经济情况，我们两家都谈不上富有。然而我也知道，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在5毛台币一碗鱼翅羹的台北，无论是本省人家庭还是随政府来台的外省人家庭之中，能付得起初一时每月7美元到初三时涨到每月21美元学费的，也恐怕只能说是少数。
那50年代初，台北美国学校是不是算是有钱有势有权的家庭的子女就学？当然有。无论是和我同班、低一班或更多，就有一般人眼中的大官的子女，像桂永清、黄少谷、孙桐岗、孙连仲、周至柔、黄仁霖、魏景蒙等等。真正有钱的巨富也应该有，只不过我多半不认识，我只记得有一位姓林的小学二年级学生过生日，不但请了全校一百来人参加这小子的生日宴会，还招待我们全体师生去参观他们家在金瓜石的金矿。
所以，当时台北美国学校的中国学生，尽管才不过上百人，在各种场合却引起几乎普遍的不满和反感。一个个小小年纪、满口英文不说，同时又是一个个乔治、玛丽、保罗、莉莉……然后是在台北街头“招摇过市”的“奇装异服”。但你说奇也好、异也好，甚至于今天说有什么了不起也好，台北美国学校的学生的确是台湾第一批穿牛仔裤的，和十三太保太妹差不多同时。也许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首当其冲地引起了当时日渐兴起的青少年帮会的注意。例如，以中山北路为地盘的“十八罗汉”，就是一个喜欢找我们麻烦的帮派。这可要比当时报纸杂志对我们的任何批评和责骂要真实恐怖得多了。
我于1952年初中毕业，那时美国学校还没有高中，所以我又以同等学力考进了当时声名不亚于美国学校的强恕中学（并恰好和堵过我很多次的“十八罗汉”老幺同班！）。等到次年美国学校有了高中，我父亲和我都认为我应该在中国学校（哪怕是当时的强恕！）念完中学。结果，我1955年毕业参加五院校第一届联合招生而进入师范大学，还是我生平第一次以教育部承认的毕业文凭报的名、考的试。
强恕中学高三学生证，台北，1954（作者提供）
基本上，我不认为小时候上了美国学校，从北京到台北美国学校，对我，作为一个人，有什么反面影响（我的侄女张艾嘉也念过台北美国学校，而我也不认为对她有什么反面影响）。至少，我的中文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不过，那可能应该感激我多年的家教，叶嘉莹老师。
至于有没有正面影响，那我只能说，个性之外，我今天一切，从言行到举止，甚至于到写作等等，都是我过去全部经验的结果，美国学校只是其中之一。而且这今天一切，是好是坏，个人怎么看是个人问题，并非最后，还应该由别人来评价。上美国学校，对其中大部分人来说，只是比一般人早一点接触到美国文化，但又没有今天的“小留学生”彻底。说实话，就像念任何学校或处于任何情况一样，只有盲目自大的人，会因就读美国学校被人另眼看待而觉得了不起，或者是信心不足的人因就读美国学校被人指责而感到困扰。就读美国学校，不必自傲，更不必自卑。它毕竟只不过是你人生旅途开始时的一个阶段，而非其终站。
1990
人生旅途上的种种遭遇，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有意还是无意，其中太多的后果不可预料。至于那种经过你善意安排而出现的，其后果也不一定如你所料地发生。在事件正在进行中的时候，大概只有上天才能洞察始末，要不然就是充满自信的年轻人才会认为有绝对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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