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东非事件的精神包袱已经背了十六年了。当时我虽然早已不年轻，但却不幸地仍然带有少许早应失去的天真，而且更不幸地带有年轻人那种盲目的自信。
1975年，我被调到总部设在东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肯尼亚当时是一个新国家，独立才十年，英国殖民味道还相当浓厚。我对这里并不完全陌生，因为上一年我曾在这里出差一个多月，所以这次由我先去，太太和儿子在纽约等我安顿好了再来。
我的运气很好，才住了不到一个月的旅店就找到了房子，一幢欧式花园洋房，有四间卧室、两间厕所，客厅餐厅都有壁炉。此外，在车房之侧还有一小幢单独的两间用人房。院子足有三英亩。我知道，我完全不需要如此之大、相当奢侈的住宅，但转租给我的是一位斯里兰卡同事，马上要调去曼谷，租约还有两年，我等于是帮了他一个忙。更何况以纽约的房租来看，每月300美元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当然，我也知道，以当地人的生活水平来说，这简直是天文数字。
那位斯里兰卡同事转租给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继续雇用一个年轻黑人——赫特郎。因为，很简单，我不雇他，他就失业。
东非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因为遭受多年的殖民统治，对所有受雇于“外国人”家庭的佣工，都有严格的法定工资规定，以防止再受剥削：雇主负责吃住，每月工资不得少于35美元等等。这个数目在当时要比当地一般劳工的收入好得多。大部分外国人都付50美元左右。斯里兰卡同事则因一家六口而付70美元，我也继续如数照付。
赫特郎大约二十六岁。我说大约是因为他母亲早死，而父亲也不记得他哪年出生，只记得大约十年前行的割礼。他长得相当漂亮，六英尺高，身体坚实，皮肤又黑又光。我一个人很少做饭，所以他只是偶尔洗洗碗，主要是洗衣、洗车和剪草。星期日休假，他就和朋友去看电影、打弹子、喝啤酒。
好像是我搬进来不到两个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和他在院子里谈话，才发现他已经结婚一年多，但成家不到一个星期就从西肯尼亚来到城里打工。
东非肯尼亚，1975（作者提供）
我隐隐地为他难过。新婚七天就因生活所迫而分离，而且这一年多只回去过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接太太来一起住。赫特郎突然沉默了下来。半天，半天，他才说话。当初他父亲是向他老婆家里保证给两千头牛才结的婚，但是当时他们家只买得起1500头，还欠500头，所以婚是结了，但女方家里没有收到最后500头牛，不放人。
我真的呆了。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去批评另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但我实在感到悲伤。我没有经过三思，就直问赫特郎本人的愿望，要不要接她来——当然要——我说好，你明天或后天，反正尽早，回你家把你父亲接来，我负责路费。我说，我愿意帮你这个忙，替你父亲买这500头牛，但我必须同你父亲当面谈，而且要得到他的同意。
赫特郎的村子在西肯尼亚，在离乌干达不远的卡卡美加一带。我一个人开车，半天多一点可到，飞车的话，当天可以来回。但赫特郎要乘长途巴士，一站一站地要坐上十几个小时才到。他第三天刚出发，我就开始有点紧张。倒不是钱的问题，肯尼亚乡下的牛对我来说非但不贵，而且太便宜了，大约1块美金一头，总共不过500美元而已。我紧张是因为我开始感到我是在玩弄别人的命运。我有什么权利，除了出得起500美元之外，来扮演上帝？
但这个顾虑只在我脑中一闪而过，而且过了之后反而是兴奋。
他父亲看上去很老，虽然我估计他最多五十五，我首先问他明不明白我们会面谈话的目的。经过翻译之后，他点了点头。为了不发生任何误会起见，我请邻居的用人做见证，又再度重复我所答应做的事，就是，按照他报的数字给他四千肯尼亚先令回去买五百头牛，再接赫特郎的太太来内罗毕。我最后问他，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任何其他阻止赫特郎接老婆回家的条件。老头说没有，只是这一件。我于是将事先准备好的现款和一张英文收据给了他。他不会写字，由赫特郎代签，见证也签了。老头两眼湿湿地捧起我的手亲了三下。
我们等了足有一个月才有消息，是一封挂号信，说牛已经送了过去，赫特郎可以回来接太太。我告诉赫特郎回去接之前赶快买好双人床、被单、枕头等等，算是我送他们二人的结婚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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