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一个星期五，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发现大门前站着两个人，赫特郎和一个女孩儿，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儿，看上去不到二十岁，身材结实优美。她叫玛莉，可以讲几句简单的英文。我们交谈了一下，她带着笑容但相当正式地谢了我。我舒了一口气，一个多月下来的压力完全消失，剩下的只是无比的轻松和成就感。
第二天一早，主要是为了给他们单独相处的机会，我一个人开去乞力马扎罗山下的“安博塞利野兽保留地”住了三天两夜。在丛林中、干湖床、半干旱地和大平原上，观望着那成千上万的斑马、羚羊、一对对的长颈鹿、一家家的大象、母狮小狮和独来独往的雄狮，想到其实并不是很久以前，人类就在这一带诞生，来设法把自己还原到现实，就是说，嘿，慢一点，你只不过是此时此刻地球上存在的一个人而已，就算做了一件好事，也只是能力所及的一件事，只不过比顺水人情多五百美金而已。
我星期一傍晚回到内罗毕。在开进我家巷口的时候，发现路上闪着红灯蓝灯，还有两部警车，车旁聚了一小群人。再往前开，才发现他们就在我家大门口，而且是在等我。
赫特郎向一位警官介绍了我之后就不再说话了，只是面色低沉地垂着头。我请警官进屋去谈，他说不必，在院子就可以。他很客气但很官方地问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赫特郎不久前报警，说他太太玛莉昨晚翻墙逃走，问我知不知情，有何评论。第二个其实不是问题，而是要我立刻进房查看有没有遗失任何财物。
我当时完全糊涂了，在没有回答任何问题，或反问任何问题之前，几乎麻木地进屋巡视了一遍。其实不看我也知道，那么大的一幢房子里，除了我的衣服之外，只有一套音响设备和这几个月买的几十张唱片。我告诉警方说什么也没有遗失。他立刻安心了，脸上有了笑容，然后好像任务已经完成似的向我和赫特郎宣布，玛莉逃走的案件目前没有任何线索，医院也没有此人进住，但他们会去追查。
警察走了之后，赫特郎才在客厅里带着泪水告诉我，玛莉在前一天晚上翻墙出走。他先一个人，后来又约了两个朋友，找了一天一夜，直到今天下午才报警。
我的脑子现在完全空白，根本无法解释，无从想象。我连安慰赫特郎的话都说不出。我半夜躺在床上不断责备自己，怎么如此之天真、如此之盲目、如此之大胆、如此之笨。你对这里的人、这里的事、这里的任何情况一无了解，竟然敢去介入别人的私生活！
第二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收到楼下联合国警卫的电话，说有一位肯尼亚人要见我，讲了名字，但我完全不知道是谁，不过我还是下去了。
走到面前我才发现是赫特郎的朋友。他曾经来过我家几次，我也曾和他打过招呼。他大概不想警卫听见我们的谈话，就请我走到不远之处的一棵树下。他说他知道玛莉为什么逃跑。他说玛莉有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情人，在内罗毕一家车胎厂做工，已经好几年了。她根本不爱赫特郎，根本不认识他，一共只见过三次面，包括结婚在内。可是她那个情人家里更穷，连二十头牛都买不起，别说两千了。我问他赫特郎知不知道这件事。他说知道，只是不肯相信。他请我不要讲出去他来找过我，而且希望我叫赫特郎不要再去找了。他说他知道玛莉利用这次这个机会——意思是说，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我——离开家里，而且利用赫特郎来到城里，但来到城里不是为了丈夫赫特郎，而是来找她的真正情人。他最后说他知道玛莉绝不会回来。他离开之前又补充一句：不用找了。
我当天下午提早下班，直接去我们那个区的警察分局去找问过我话的那位警官。联合国的外交身份在这个小分局有相当的效力。值勤的警察，在我前面排队的十几个黑人白人注视之下，亲自引带我去见警官。他正在讲电话，但用手示意，请我坐下。我一路上一直在跟自己辩论，要不要向警官透露我下午得到的消息，直到我坐在他面前，不知道是因为他那一副官僚架式，还是我意外地获得了迟来的智慧，决定还是不讲。
他一挂上电话，没有等我开口，就说谢谢我来，然后很正式地通知我，既然我没有任何财物损失，此案与我无关——我听了心里一寒！——接着他说赫特郎是西部罗族人，和我在内罗毕接触的吉库尤族人不一样，然后他非常婉转地建议我这个外国人，用中文最简单的话来说，少管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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