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回到家就收到邻居的电话，请我去他家喝杯酒。邻居是一对德国夫妇，有两个小孩儿，我们从来没有交往过，只是在我搬来的时候，他们表示欢迎。
男主人等到他的用人、我的见证，放下了威士忌和冰块，离开了房间，而且关上门之后，才对我说，他的用人已经将事件的经过讲给他听了。他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我考虑。第一，你如何证明那位老先生是赫特郎的父亲。第二，有没有结婚证书，或任何其他证件，表示玛莉确实是赫特郎的太太。第三，假设玛莉是真的玛莉，又有什么证据说明她是逃跑。
当然，三个问题不需要考虑，至少事件发展至今不需要考虑就知道，第一，无法证明；第二，没有证件；第三，没有证据。我这个时候虽然喝了两杯酒，但是却感到更清醒了。我心里在想，幸好没有一时冲动，将五百头牛的事情，还有将玛莉的情人的事情，告诉那位警官，已经对罗族人没有好感的警官，处理这样一个没有线索的案件，很可能反而替他找到了一个动机——欺诈，而将赫特郎逮捕，而且在关上三个月半年之后，清白的赫特郎也只好认罪了。
男主人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忠告。他说他在非洲前前后后一共九年，最后三年在肯尼亚。他说他对黑人的态度是平等地相待，但他绝不会把他们当作失踪多年的兄弟。
我不忍心去问赫特郎究竟玛莉是不是有一位情人，也不忍心去问他究竟那位老先生是不是他的父亲。之后一个多星期，我只是问他有没有任何新消息，再没有多久，谁也不想再提了。直到我三年后离开非洲，我和赫特郎都再也没有提起玛莉这个名字。
但十六年下来，我这个东非事件的精神包袱却摆脱不掉。有的时候，我现实的一面告诉我，你太急于拥抱你以为是你失踪多年的兄弟了。但又有时候，我浪漫的一面又告诉我，你可能牺牲了赫特郎，可是玛莉却因此而终于找到了她真正的情人。
东非事件就像我十六年前抛出去的一个球一样，问题是，这个球到现在还没有落地。
1991
对我来说，1991年的一件大事——也是乐事——就是战地金门决定开放为观光区。
我和金门大概有缘。“8·23炮战”的时候，我以毛头记者的身份，前往战地，差点葬身料罗湾。大学毕业之后，全班又只有我一个人被分到金门服役。
1958年暑假，我正介乎师大英语系大三和大四之间，正在无忧无愁地每天享受那50年代台北市年轻人所能享受的一切，我收到我的一个好朋友、北京美国学校小学同班、台北美国学校初中同班、当时正就读东吴法学院的刘岩的一个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去考他已开始兼职的“中国广播公司”海外部英语组的播音。有几个人应考我不记得了，但只录取了我一个人。
中广海外英语组设在新公园总部（大陆部在信义路，很神秘）。我们一共四人，组长先是熊玠，但他不久即出国，继任是我家世交、朝鲜战争期间当过美军翻译的刘光华。余下三位播音员就是刘岩和台大外文系的Sammy（抱歉我忘记他的姓名了）和刚进去的我。我们四人与中广其他节目主持人和记者共享二楼一间大办公室。令我紧张兴奋的是，他们都是大明星：王玫、白茜如、崔小萍、王大空、洪敬曾、乐林、丁炳遂、周金钊、潘启元等等。英语组每晚九点（还是十点？）有三十分钟的英语节目，针对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地。工作很适合我的时间，所以我一直做到师大毕业及在中学任教结束，直到1960年秋去金门当兵。
我刚去中广不到两个月，“8·23炮战”爆发。9月中，海外英语组分到两个战地采访名额。本来轮不到我，四人之中我的资历第四。但组长刘光华新婚。上面不忍心派他，Sammy自告奋勇退出，所以就是刘岩和我了。
我们这个总共有十几二十来人的中外记者团很受“国防部”的重视，尽管我的“中广记者证”连我自己看了都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大约9月20号左右先乘机到高雄，接着在左营登一艘不晓得什么类型的军舰，总之有炮，然后驶往金门。
因为我们是电台的记者，所以带的是两架老式磁带录音机和两条笨重的电池带。我们这两个小毛头记者的计划是实地录音和访问，从金防司令到碉堡里面的二等兵。
现在回想起来，说实话，我当时的确没有考虑到这是真的战役、真的炮弹、真的伤亡，而几乎——我也知道这该打——几乎是以观光游览的心态出这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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