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官服役，金门，1960（作者提供）
9月24日晚，军舰已经抵达金门料罗湾，已经可以看见远远前方一片没有任何灯光的陆地，已经可以听见远方的炮声，看见空中的闪光，但是为了安全规定，天明时才登陆。当晚，我们已经写好了几段稿子，讲述到那时为止的经过，并录了音。刘岩去找人充电池，我在和几个外国记者喝其中一位随身带的一瓶威士忌。我并没有喝太多，可是台湾海峡风浪之大，不喝酒已经有点晕了。我不记得几点入睡，只记得我突然被刘岩推醒，而且他近乎痛骂似的责备我说，人家都已经上了登陆舰（LST）了，你（指我）还在睡！我们二人急急忙忙又狼狈又紧张地各自提着录音机，围着一带笨重的电池，穿着救生衣，上了甲板。果不其然，最后一艘登陆舰，在隆隆炮声之下，正隆隆自母舰下降至海面。我们目击着它运载着六七名记者，脱离母舰而乘风破浪地驶往金门岛。我第一次尝到了所谓的“错过最后一班船”的味道。但更羞辱的一笔是，一名海军对我大声喊，“没有钢盔，不准上甲板！”我们二人简直像小偷似的溜回舱位。
我们几乎立刻返航回左营，而且我完全不记得走了几天几夜，可是军舰一停靠，我们每个人都立刻感到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件。码头上一群显然已等候很久的官兵立刻登舰，立刻召集所有剩下来的记者（乘登陆舰去金门纯属自愿，军方派守兵，包括我们两个没有赶上船的，好像只有七八位）来仔细查对和记录我们的姓名、单位和证件。我们提出的任何询问都得不到任何答复。直到我们被带领到一间简报室，才有一位陆军校级军官告诉我们，一艘登陆舰，可能是最后下船的那艘，已失踪两天两夜。而且直到我们回到台北之后才得知，就是那最后一艘中弹倾覆，六人身亡（其中一名日人、一名韩人，余下四人是《征信新闻》《中华日报》《新生报》的记者和一名摄影），一人在金门湾漂流了十八小时后被救起，好像只有驾舰的两名陆战队士兵安全游泳登陆上岸。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而恐怖的回忆，尽管我个人安全地回到家中。我从其中得到的教训是，不具备所需认知和能力和技术的工作，上面派你是上面的错，自告奋勇是个人的错。1958年，金门遭受到史无前例的炮击，无数人丧失了生命，而我，我失去的只不过是我的天真。但这是我的洗礼！
师大毕业之后，为了保证能留在台北不被分到乡下去任教（好个师范大学毕业生！），我就私自申请高中母校强恕中学去任教，而且被接受了。但后来听说，当时全体教员都一致反对，反对一个从高一上、就两大过两小过留校察看至毕业的张文艺，仅仅四年之后，就回原校去误人子弟（至于我已经被他们误了三年，他们就不去想了）。反正，只有钮长耀校长和教过我一学期英文的钮夫人不反对。因此，突然之间，我从当年一个小太保，而且是经常被揍的那种，变成了许多一起混过的哥儿们的弟弟妹妹的英文老师。
我算是台湾教育改制之后的第一批。例如，我考上强恕高中那一年，正是“救国团”成立的那一年。我考上师大的那一年，又正是台湾五所公立院校第一届联合招生的那一年。我的运气之好，还不止于此。在台中竹子坑接受预备军官第一次暑期训练的时候，刚好赶上“八七”水灾！总而言之，因此，在强恕教满师大规定的一年之后，就被分到凤山步兵学校接受入伍训练。六个月期满，官拜陆军少尉，同时被分配到金门服役。
预官九期，我们这一大队，虽然有七人分到金门，但只有三人被分到同一个师，九十二师。一位是台大外文系、现任职“贝尔实验室”的黄光明。他的运气不错，担任我们师长的联络官，进出有专车；另一位是东吴法学院、现任职“英航”的徐家璧。他的运气也不错，担任我们师的军法官，还有自己的小吉普。而我，大概因为教过书，还有过那么一点点金门战地经验——运气？简直中六合彩了！——我则担任九十二师、二七五团、第三营、第三连、第三排少尉排长。想想看，他们只能坐办公桌，而只有我带兵！
在金门服役，只有现在回忆起来才有点美。所有的艰苦、血汗、紧张，就像金门的寒风一样，三十年之后，都没有棱角了，也不刺骨了，无论是我驻扎在下湖的溪边村的一个破关帝庙里，带兵漏夜抢滩，还是修建炮阵地，捡对岸射过来的宣传弹，好像都不那么难受了。至于我这一排的兼差——负责卫守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两名情报人员主持的窃听站——倒是一件好差事，至少对我这个张排长来说，因为每个星期，只要我有空，他们必定请我去他们碉堡看部好莱坞电影、喝喝啤酒。我们连长警告我不得向他们透露我方任何情况，因为他们不但公开窃听中共部队的电讯，还私下收集国民党部队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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