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正式迁台之后，除了一大批直接由大陆来的以外，还有不少人是曾在香港停留几年才来的。因此，台北外省人圈子里的年轻一代，由于其中不少在抗战时期住过重庆，或生在那里，因此就曾流行过一阵四川话，而且引以为豪。而之后香港来的这批子弟又以会讲广东话为时髦。他们不但讲广东话，而且还从香港带来一个流行了一阵的时髦用品，就是那个时候香港每个小女生都用的藤编小箱型书包。
但是这个香港书包，来得快，去得也快。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不久，至少台北市的中学生，个个都背上了美军装防毒面具器材的黄绿色军包。这个美军书包至少流行到60年代初。
但学生之外，你如何识别50年代上半期台北市街头任何一位时髦男士？下面的条件他必定全都具备，至少其中二三：一件浅色粉红衬衫（为什么会流行，我至今没有答案），口袋上别着一支派克金笔，腕上一个欧米茄或劳力士手表，外面一套铁灰色西装（铁灰色，至少流行了两年），戴着一副雷朋墨镜，腰上挂着那个墨镜盒，然后穿着一件美空军深蓝色雨衣，骑的是一部飞利浦（当然更刁的是蓝宁），而且一定要三速。
50年代初的片片段段：
最佳政治对联：亚洲红祸记，美国白皮书。
摇滚之前最风行的一首美国流行歌曲（乡村）：Seven Lonely Days。
三军球场之前唯一篮球公开赛场地：“宪兵球场”（露天）。
最佳通俗小说：李费蒙的《赌国仇城》和《情报贩子》。当然，最佳漫画《牛伯伯打游击》等等，也是他用“牛哥”笔名创作的。
第一对本地相声明星：本人丁一，在下张三……
朝鲜战争对50年代初台湾的影响实在很大；经援、军援不说，一江山、大陈岛之后，全岛上下首次感到安心。现在回想，当时的白色恐怖，一部分是因为台澎金马有美国第七舰队和十三航空队进入，才有了逐渐缓松的可能。50年代初，我不但目击到一卡车、一卡车地从师大、台大逮捕学生，我甚至经常去水源地看枪决“匪谍”和其他重刑犯。而且当时确实查破了一连串的“匪谍案”。但最精彩刺激的是“李朋王声和”案。除了案情和侦破过程复杂之外，他们二人不是替中共搜集情报，而是替“第三国际”。但是这类重案和枪决事件，到了50年代下半期，就很少听闻了。“匪谍”一过，最吸引市民注意的是社会和情杀案件。八德血案可能是个例外，但黄孝先、张白帆，尤其是安东街柳公圳分尸案件，简直抓住了全台湾的人心。
社会的不安全感开始稳定下来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台北市开始有了电影和平剧（胡少安、顾正秋）以外的娱乐。然后是几乎同时出现的太保太妹（和牛仔裤）。
这个青少年帮派代名词来自与我同代，但稍微大我一两岁的“十三太保”和“十三太妹”（我真希望这二十六位前辈之中有人写部回忆录）。这些以外省子弟为主的帮派立刻引出无数仍以外省子弟为主，但开始霸占地盘、勒索抢劫、寻仇殴斗（以美军宽皮带、飞轮和车链为武器）的第二代，例如以中山北路为根据地的“十八罗汉”，还有不知其地盘在哪儿的“一百零八将”。50年代末的“竹联”和“四海”应该算是第三代了。本省较老的帮派如“大桥帮”，则很少越界前往西门町或东门町。
就十几二十来岁的人来说，这是相当刺激的时代。西门町首先出现了弹子房，后来台大附近罗斯福路上更是打弹子的集中地（啊！金祖霖！）。光是追记分小姐，已经够骑着高垫飞利浦的大小太保产生摩擦的了。另外一个麻烦场所是在北一女举办的周末电影欣赏会，因为太保太妹闹事，办了几年就停止了。然后接着是将已经存在的茶室略微变质，使它更为色情。当时因为好莱坞的几部影片，如《飞瀑怒潮》《大江东去》，而使玛丽莲·梦露成为台湾第一个头号性感明星（连《上帝创造女人》的那个女人，碧姬·巴铎，都比不过）。所以，西门町一条巷子里一个星期之内出现两个新茶室，一个叫“玛丽莲”，一个叫“梦露”。可是这类茶室本质上与，比如说，“新南阳歌厅”不一样，后者是较长一辈的消遣所在，比较老派，泡杯茶、嗑嗑瓜子、听听歌等等，但是连这样的所在后来也变成观、听众只要看女歌星“跳！”，以便乘机瞄一下内裤。然后有人干脆推出百分之百的大腿舞，像“黑猫歌舞团”。而前者无论是“玛丽莲”，还是“梦露”，则主要是年轻人偷情的所在。能偷多少，视少年男女的胆量和欲望而定，也视茶室内亮度明暗而定。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张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