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50年代初和中期的台北市社会时髦风流男士的典型打扮是浅粉红衬衫和铁灰色西装的话，那大中学生，因军训制服的关系，在放学之后或周末去西门町，或去朋友家的摇滚派对的时候的打扮，尤其是男生，尤其在《养子不教谁之过》放映之后，多半是牛仔裤，有时一件夏威夷式花衬衫。女的衣装不太戏剧化，但是那发型，我的老天！那发型！可确实真有本事。无论校方如何严格规定，至少私立学校如强恕中学（更不要提美国学校）的女生们，流行马尾就是马尾头，流行赫本就是赫本头，再等到太空装（小大衣，但为什么太空？我一片空白）流行的时候，台北好像每个女孩儿都穿它上街。
50年代的又一些片片段段：
台北市最早的几家一流中菜馆：状元楼、山西餐厅、新陶芳。
最早的西餐厅：明星咖啡馆、铁路餐厅、起士林。而且起士林的月饼也是一流，同时它的大师傅更开了台北第一家北方的小吃店“一条龙”。
访问过台湾的美国各界名人：麦帅、乔·路易、哈林篮球队、玛丽·安德森、白雪溜冰团、艾森豪威尔、美海军“蓝天使”空中特技飞行队。
50年代中台北第一个摇滚乐唱片骑士（DJ）：我的小学同班——阿瑟。
台北市第一家出租车公司于50年代末成立，手笔很大，进口五十部奔驰，但没有多久就转卖，一大丑闻……
我前面提到我曾目击50年代许多事物的诞生，但所目击到的不少事物，多半只有目击者本人觉得有意义。像，比如说，台北市的蒙古烤肉诞生在萤桥河边。萤桥最早是中学生们发现的理想的幽会所在，因为水上可以划船，甚至于夜间游河。不久之后就有了水上小吃，像鸡鸭翅膀、茶叶蛋等等。然后才有人在河边搭篷开店卖蒙古烤肉。萤桥于是成为台北一个重要的新夜市，搞得大中学生连廉价偷情的地方都没有了。
但是我目击诞生的不光是蒙古烤肉，或山西餐厅的涮羊肉，什么东门町的牛肉面、福乐奶品公司、东海大学、中原理工、淡江英专、大学联合招生、志成补习班、国际学舍，以及在那里举行的第一届“中国小姐”选美，还有侨生、拍卖行、“工商杯”、“中华商场”、“反共义士”、眷区、375减租、耕者有其田、“青年反共救国团”、暑期训练、《民生主义育乐两篇》、亚洲铁人杨传广、“国庆阅兵”、CAT（不是猫，是“华航”之前的主要航空公司）、石门水库、横贯公路、新生南路、呼拉圈、中心诊所、荣总、非肥皂、七虎、大鹏、养来亨鸡、武侠小说出租、菲律宾“七上”篮球队、道德重整会、小美冰淇淋、《自由中国》、猫王、四十四转唱机唱片、空军新生社周末舞会、“中国之友社”、孙立人事件、《文星》、胡适回国、限时专送、煤球、附中实验班、三轮车（“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奶奶，要五毛，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再兴幼儿园、吴国桢案（其子是全台湾唯一敢不加入“救国团”的中学生）、八七水灾、一人一元救（八七水）灾运动、8·23炮战、崔小萍案、我在台湾的唯一的一次投票（台北市长高玉树）、响尾蛇飞弹、“现代主义派”、雷震案、热门音乐、台湾第一位博士、草山改为阳明山、火烧岛变成绿岛、《绿岛小夜曲》被禁……
回头来看，我只走过台湾50年代，从1950年上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到教书到当兵到1962年出境。我所能回忆台湾的，也只有50年代，而且只能回忆我的50年代台湾。
总的来说，尽管我个人在50年代台湾没有受到多大（但也够了）身心打击，甚至可以说相当碰巧地顺利，而且尽管我在这生命中的宝贵岁月也有我的欢乐和痛苦的情怀，但总的来说，我相当厌烦50年代台湾。对我来说，整个50年代台湾社会是一个窒息的社会，一个君臣父子式社会，一个家长式社会，一个非但不鼓励，反而打击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一个改革前起飞前的社会，一个我要逃离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当我1962年1月16日从松山机场起飞之后，我没有回头再看台北和台湾一眼……
……直到二十二年之后的1984年，我离开以后第一次回到台湾。第二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必须独自一人），从东区顺着信义路一直步行到西门町。那一个下午的感受就让我觉得，80年代的台北虽然不比50年代台北美，但是80年代的台湾可要比50年代台湾具有百倍以上的精力、活力和动力。而我向你们保证，这不是我浪子回头，而是台湾这个“浪子”，不但回头，而且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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