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店吃了一道便餐，即外出随着导游参观了几处景点，如博物馆，海明威的家，他常去的Florida酒吧，一个古堡等等。天还没黑，我和导游告别，说一个人去逛。问他哪里有古巴中国馆子，他仅摇头，没有回答。
我独自逛了几条蛮热闹的街，没有看见一家古巴中国餐厅，也没看见一家中国馆子。不过老城不少建筑都很眼熟，都是欧美大银行大企业在母国总部的翻版，但年久失修，也无人气，很像我1974年在上海外滩一带看到的那些欧美企业大楼和酒店。
我在海边一个小公园坐下来休息看人。日渐西沉，沿海大道（Malecon）上渐渐出现了一些打扮惹眼的阻街女郎。正在考虑去哪里吃饭的时候，一个年轻黑人走了过来，吞吞吐吐地问我要了支烟。他的英文只限于一些单字片语。我连拼带猜，大略搞清楚他是工程师，但失业在家。
我用我半调子西班牙单字问，“cubano-chino？”，再打手势表示吃。他懂了，但苦笑摇头。然后眼睛一亮，连说带比，要我等他。
他离开之后我犹豫了半天，决定还是等。足有半个多小时，他回来了，后面跟了三个人，都很年轻，其中一男一女是拉美血统夫妻。另一个男的让我感到意外，竟然是我的同胞，但不会一句中文。之后又一个意外，他们有部汽车，一部打着不少补丁的50年代雪佛兰。
我们一行五人全都挤了上去。绕了好几条街，在一幢老旧大楼前停下，我们上了三楼一个公寓。是那位古裔华人的家，他父亲开的门。
我们六个人挤在那个两间房的小公寓里，无法真正交谈。老古巴华侨，像是有七十多岁了，也只记得一两个广东字眼。花了十几二十分钟，我才搞清楚他是古巴革命前哈瓦那一家中国饭馆的厨师。
我这才明白那位古巴工程师介绍我来这里的原因，就又连说带比，请老师傅做顿饭。我取出几张二十美钞。他们互相嘀咕了几句，微笑点头，年轻华侨只取了一张二十。
去买菜的是那三位两男一女，留下了会说几句英文的工程师为我做翻译。很不容易，简单一句话，也要多次来去才有了点概念。
老华侨姓Chan，广东话的陈。上世纪20年代生在哈瓦那。父亲19世纪末从广东来到古巴。这一批早期中国移民，是被当时称为“猪仔”的契约工人，但不在少数期满之后留在古巴。老华侨的父亲则开了家中国餐馆，后由儿子接管，直到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馆子和房子全被没收。老华侨从厨师变成了一家公营食堂洗碗的。好在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配给了他们这个小公寓。去买菜的儿子念了职业学校，但没分配到工作，只在领取少许津贴。
光秃秃的墙上，除了一张卡斯特罗照片和一张古巴地图之外，我注意到在内室门旁贴着小半张已被撕破的毛笔字，“山穷水尽疑——”我猜是老华侨父亲写的。看到这家人的遭遇和现况，我不忍心问老华侨是否明白其中意思，也不忍心说还有下一句。直到我回到旅店，直到今天，我仍不能确定到底是说了好，还是没说好。
一个小时之后，那两男一女回来了。我看到他们手上只提着一整块猪肉和几大瓶啤酒。猪肉足有三磅，连皮带毛。经过翻译，才知道是黑市上买来的。
老华侨拿了肉，掂了掂，看了又看，走向室内隔出小空间的煤油炉前，并示意关上窗户。几个年轻人在关窗时不太好意思地向我微笑，用手指鼻，又指窗外。我才一下子明白。黑市买的非法猪肉，怕邻居闻到肉香。
上桌的菜是煎猪排和豆子。红色拉丁豆像是现成的，猪排则用猪皮和肥肉熬的油来煎。肉还算嫩，也有肉味，加上啤酒，是蛮不错的一顿饭。不管怎样，这道菜饭，究竟是在哈瓦那，一位古裔华侨老师傅亲自下厨做的。
我只是搞不懂这算是古巴菜还是古巴中国吃，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什么做什么而烧出来的。
买菜没用20美元，他们还了我一小叠古巴比索。我留给了他们，并在十一点走之前，又留了20美元，压在啤酒瓶下面。
第二天又去各地参观。傍晚时刻，我已放弃找一个古巴中国馆子的愿望，就问司机哪里有比较好的餐厅。他说有。
我们开进了一个非常安静的社区，上了一条优美的街道。没有什么行人，路灯明而不亮，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大树，稍为掩住了后面一幢幢独立漂亮的老建筑房楼。不少门前还有警卫。我瞄了司机一眼，他微微一笑，“外交社区，有些餐厅对外开放，可是他们不收我们的比索，只收外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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