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使馆区内一些前华沙公约国，当时已一一独立。但是为了经济原因，不少大使馆的餐厅，对国外游客提供晚餐。但因这是使馆兼大使住宅，餐桌只摆在后花园和一间可供外人进入的大厅。
我不想提我去的是哪个东欧使馆。总之，想到它们的传统菜，又忆及一行现代中文词句，我点了一道土豆加牛肉。
为了追忆，我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又去尝了一次四十年没光顾的纽约古巴中国吃。想到那年在哈瓦那吃的，我试了一道猪排。像是炸的，厚厚的三大片，还有拉丁豆和米饭，吃了没一半已经饱了。
纽约的古巴中国吃，至今也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但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考虑到这种吃在古巴的起源——第一或二代广东契约工人移民，为了生活而搞出来的吃——那无论它今天在哈瓦那的境况，竟然还能给后代古裔难民带到了美国，我们只能感叹，不能苛求。而如果再想到近一百六十几年来美国的中国吃，那就更无法苛求了。
上世纪60年代中之前，主要因为美国对华歧视性移民法，美国的中国吃，除了廉价的“杂碎”之外，也只是一些集中在唐人街的广东馆子。
是1965年移民法修正之后，才渐渐出现了港台移民潮，才在纽约和加州有了几家比较像样子的湖南、四川、江浙和港式海鲜饭店。近二十几年，又因大陆同胞移民人数剧增，更有了一些陕西馍、山东饺子、兰州拉面等等小吃。但这些馆子主要是老板厨师谋生之道，而非以烹调为主，尽管并不难吃。然而，正因如此，连华埠的兰州面馆，也不得不搞一些干炒牛河、星洲米粉之类的玩意儿。
大约三年前，我有幸做了一次陪客。主人是北京富商，有娇妻，侍从，劳斯莱斯座车，私人飞机。他在席间说要在纽约一年之内开一家可容纳好几千食客的全美最大中国餐厅。我因为作陪，又是头次见面，不好意思建议他开一家不必最大，而是最好的中国餐厅。
这就是我的意思。我们很难期望纽约的古巴中国吃能有多少发展，但在美华人，以及欣赏美食的纽约食客，仍在耐心等待一位既懂得吃，也有钱投资，又愿介绍最佳中国烹调的老板，以及一位既有中国烹调厨艺，也有理想，又有雄心的年轻大师傅的出现。
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尽管纽约的中国吃，不容否认好过古巴中国吃，但至今无法更上层楼。这实在对不起在美华人，对不起纽约食客，更对不起中国吃。
2012
——新概念及其他
如果这个条形码（barcode）没有附加在一件成品上，那除了扫描译码器之外，没有谁能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连厂商都不见得一眼就能认辩出某一条形码所指的是他们生产的哪一件成品。也就是说，条形码既公开，又秘密。
但是，如果此一条形码仍印在贴在某件商品上，那你就立刻知道它表达的就是你正在买的那盒饼干、那瓶酱油、那款手机、那双袜子、那本杂志……也就是说，你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一个公开的秘密。我们无从解读这些宽宽窄窄的条符，以及其间宽宽窄窄的空白，如何标示信息（关于条形码的科技，可上网检阅）。
这个今天无所不在的条形码，让我联想到许多类似的情况。像我们对日常生活之中太多太多的便利和运作，多半视而不见，知而不觉。更不要说，当我们从这些便利和运作中获益的时候，也很少有人去追问到底是谁首先想出来的。
我有一个可以告人，但也没有必要随时随便告人之秘。那就是，我对一些司空见惯的事物，特别好奇。
比如说，很多大小办公桌上，或一般私人书房，总免不了会有一堆堆回形针（paper clips）。可是有谁知道是什么人首先有了这样一个概念，把一小截比较粗的铁线，或比较细的金属条，弯了几弯，就可方便我们把一小叠纸夹在一起。是什么人首先有了这么一个新概念，再经过思考尝试，然后就像条形码那样，从无到有而设计出来的？
在此必须坦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去查谷歌，查维基。唉！碰到这种事，只能上网，百科全书太认真了，多半不会列入此项解答。
好，回到条形码。我首次注意到市面上有了这么一个新玩意儿，是1977年秋。我刚从住了三年多的肯尼亚回到了纽约。在一家小书店买了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和以往的情况不一样的是，收钱那位女士，没有在收银机上敲敲打打，而是将书滑过一个装置：“哔”地一声，显示幕上亮出了书价，我付了钱，她又一按键，这个装置“嘟、嘟、嘟”地吐出了账单收据，上面清清楚楚地印出来书名书价、税和总额，以及应找回的零头，我一呆，看了那位女士一眼，她微微一笑，“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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