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盯我一眼。我马上为自己的刻薄而后悔。不过说心里话，那样的男男女女可真不少啊。每个时代的败类都是由这一类人构成的。我们不光不能指望这样的人当一个好妻子好丈夫，我们甚至不能指望这样的人会生出一个健康的儿子。
讨论是务虚，按时上班才是务实。当我在街巷上来去匆匆时，梅子也就高兴了。她问：
“看，你现在简直比我都抓紧时间了。你的工作真有那么忙吗？”
我点点头。
我每天出门很早。本来有二三十分钟就可以走到那个小四合院，可我往往要走上一个小时。随着人流往前摇晃，有说不出的惬意。有时候随便什么东西就可以把我吸引住，让我在那里停留片刻。我常常一抬头发觉自己走错了方位，然后再赶紧折回。好在我出来得早，还不至于耽搁很久。如今街巷上摆摊的人越来越多，也不知从哪儿涌出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商品。
我在一个摊位上站定，因为这儿有个满脸横肉的人正在摆弄一大堆望远镜。大大小小的望远镜，单筒的，双筒的，带支架的。有的小如拇指，有的则像门大炮。这么多望远镜究竟要做什么用？我拿起一个试一试，怎么调弄还是两眼昏花。这些看起来十分精巧但却不怎么中用的玩艺儿大部分是从海外弄来的。这年头啊，不要说别的，单是望远镜就这么五花八门，看得人眼花缭乱。我问卖主：
“有人买吗？”
“怎么没有？我两天就能销出这么多。”
我感到惊讶。我问那些人买望远镜做什么用？他斜楞着眼，好像觉得我提出了一个真正愚蠢的问题。他不回答。但我自己琢磨出来了。我记起在剧场看演出时，很多人都带着望远镜。我明白了。
刚离开他的摊子我又记起：有一次我们所在的一个街道派出所逮到了一个家伙，从他那里搜出了很多望远镜。这家伙用望远镜在中午和晚上窥视别人的寝室。我吸了一口冷气。但愿这些买望远镜的人不要学他。
烤地瓜的炉子支在街道两旁，煤烟混合着熟地瓜香喷喷的味道，妙极了。这个城市里有多少人在吃烤地瓜啊。梅子最喜欢吃，我就不太喜欢。人的味觉真是不同啊。书摊更多，每个书摊跟前我都要停留四五分钟。书籍无论如何对我还是有吸引力的。尽管我无数次地失望，也还是在书摊跟前徘徊。我发现所有的书都印得花花绿绿，几乎半数以上的封面都印了一个光膀子的女人：即便是高雅的名著，封面上也少不了一个裸妇。这些书摊不仅摆在地上，而且还发展到空中——每个书摊上方都拉了几条塑料绳，上面悬着一串串彩色的封面、招贴、卡片和杂志等。要串书摊，就要在那些*的图画下面钻来钻去。记忆当中，不久前，大约是一年以前吧，街道上好像还没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男人或女人，也没有这么嘈杂。正看杂志，一种奇特的声音顺着北风飘来，那是一种非常刺激的音乐。
我走过去，直钻到了密密的人群中才看清，有三五个流浪汉给围在当中：其中一个老者半跪在那儿，他的一条腿有毛病；老人在吹一个小唢呐。其余的人有的在拉二胡、敲木板，有的专心击打一枚铜铃，有的正弹奏一个杆子很长的叫不上名字的琴。音乐节奏感很强，却不怎么合调。他们或低头锁目，或瞪着大眼不顾一切地演奏。看得出那个老者已忘记了一切，全身都随着音乐的节拍摇摆、颤抖，腮帮鼓得很大。他的旁边堆了一块白布，四角用石块压住。人群中不断有人往白布上扔一点纸币或硬币。
这个场面何等熟悉。记得在国外街头，那些流浪者当中就有好多这样的人，他们是街头艺术家，也是乞讨者。他们的身边有一个向上仰起的礼帽，等着你掏出一点点钱币投进去。
外国有的，中国迟早都会有。
再往前走，又有一些类似的流浪汉：单独的、成帮成群的，许多人竟然都操着一个乐器。他们面色古怪，比一般市民的脸色要红，只不过鼻子两侧多了一点污垢而已。衣衫不整，可是潇洒自如。我记得平原和山区那些匆匆赶路的流浪汉也有这样一副神气。不过他们手里大多没有一件乐器。看来流浪汉要取得进城的资格，最好先学会一两样乐器。这就是一座城市里崭新的流浪风气。
城市的风气一时一变，要追逐是很难的。比如说前一段，这儿的流氓时兴用刮胡刀割女人的裤子。他们技艺之高超，令人瞠目：利利落落地把一条新裤子割开，受害者却毫无察觉。她们从公共汽车或商店里走出，觉得凉风习习，一摸才知道裤子破了。风气往往是模仿的结果，它与时代精神并无关系。这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些没有标点的语言、稀奇古怪的诗、闭着眼睛唱歌的歌手、骑着摩托狂奔的少年、如痴如醉的字画贩子和足球迷一样，都是模仿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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