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咱们上到山顶，该下山了。上山容易下山难……不过你别怕，这一条路线我跑得熟熟的……
你还要听我讲？我第二次是怎样结婚的？好吧，只要你不打瞌睡就行。那说来也有点意思，那是在我根本没想到要结婚的时候……
两年以后，有一次，我就在这趟线上跑车。那天，风很大，沙石打得玻璃刷刷地响，五米之外不见人。车过库米什，进了榆树沟，太阳已经在山背后了。榆树沟两边是悬崖绝壁，中间一溜泉水，沿着泉水沥沥拉拉地长着许多榆树。不知它们有多少年了，很大很大，树干弯弯曲曲，上面长满疖疤，一棵棵都千奇百怪的。树冠被风吹得摇来摆去，像喝醉了酒一样。可是这里风毕竟小得多，有水有树，没有飞砂，能见度很好。
我顺着风往前慢慢地滑。远远地，看见一个蒙着灰头巾的妇女搂着孩子坐在路边上。妇女穿着棉大衣，用衣襟包着孩子，显得臃肿，看不出她多大岁数，身边还有两个提包。我以为她要搭车，把车速放慢了一点。可是，当我开到她旁边的时候，她并没有伸出手来招呼，只向我的车窗里瞥了一眼。
我开了过去。但是，她的眼光像刺眼的闪光灯在我脸上闪了一下，使我的眼蒙子上老印着她那副表情。那是一种什么眼光呢？又是怀疑、害怕，又是希望、要求。车子已经跑出去好几十米，我心里还不安宁，好像她是我车上掉下去的一包货，不把她带上就不能往前跑。
我把车停了下来。打开门，好大的风！差点把车门掀掉。我捂着帽子，顶着风跑过去，问她“你要上哪儿去呀？”
她说她要去肖尔布拉克(28)。我说：“哪你还等啥呀？上来吧。”
她畏畏缩缩地打量着我。这时候，我才发现她是个上海“知青”。她穿的不是普通的棉大衣，而是那时候挺时兴的铁灰色风雪衣，蒙着大半拉脸的围巾也是拉毛的。怀里的孩子那时只有四岁，白嫩的小脸蛋冻得青紫青紫的，埋在他妈的风雪衣里，用惊惶的大眼睛怔怔地盯着我。
这时，沟口外又来了一阵风，从沟底下穿过去，把老榆树刮得呼呼叫。我没穿大衣，冷得索索发抖，连声催她上车。她还是犹犹豫豫的，反而把孩子搂得更紧了一点，好像我要抢她似的。
我知道她为什么不上车。唉，记者同志，不瞒你说咱们司机里也有败类，把搭车的单身妇女拉到中途寻个山坳坳或大戈壁，说是车抛了锚，赖着不走，让女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让他占个便宜，满足他的淫念。还有的司机爱带个姑娘媳妇，他倒没十分坏的心，就图在路上说个笑、逗个乐。上海“知青”都是机灵人。他们探亲回南疆，一般都在大河沿下火车，为了省钱，然后就一截一截搭便车。要是一对夫妻或有一伙人，他们总是叫女的在大路上拦车。车停了，男人才从藏着的沟里爬出来。这就说明咱们司机在上海“知青”眼里是什么人了。这个女“知青”，准是在等班车或是等个年纪大的司机开的车，要不就是等驾驶室里还有别的女人的车。对我这样一个单独驾车的年轻人，她是不放心的。
风刮得越来越猛，太阳完全沉到山下面去了，摇来晃去的榆树枝变成了黑朦朦的一片。她错过了我的车就很难搭上车了。我赶忙从工作服里掏出驾驶执照，在她眼前拍了拍，说“你要不相信我，把驾驶执照拿去押在你那儿好了。最后一趟班车也过去了，再等别的车还不一定带你，而且后面也没啥车了，我知道的。你不顾惜自己，也得顾惜孩子，看他冻得啥样子！快上车吧。”
她没有拿我的执照，焦急地看了看孩子，又眯起眼睛看了看我，总算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情站了起来。我帮她拎着提包，急急忙忙把他们推进驾驶室。
我带过很多人，也捎过三四岁、四五岁的孩子。这样大的孩子在驾驶室里没个老实劲，不是摸摸变速杆，就是动动仪表盘，要不就瞅着窗外乱喊乱叫。奇怪，这孩子却一声也不言喘，躺在他妈怀里一动不动。走了一会儿，窗外的天一下子黑了，新疆就是这样，天说黑就黑。这时，孩子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那妇女也惊慌了，不停地摩挲着孩子，翻过来掉过去地把他包严实。我抬起脚松开油门，听了听，那孩子喘得很厉害。我伸过手去一摸，孩子的脑门子热得烫手！
“哎呀，不好！”我说，“这孩子病了！”
那妇女没有跟我搭话，突然小声嘤嘤地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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