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看坐在车上的妇女，说“不错，是我的！你快点吧！”
这一下，医生清醒了，抖擞起精神，忙着找值班的，找护士，找司药，终于把他们母子安顿在病房里。
没有我的事了。我把车开到“二招”，放了水，寻个房间打了个盹。天一亮我就上了去阿克苏的大路。
一个星期后，我从喀什回来。我想，虽然不是我的事，也应该去谢谢那个医生。我提了五十斤有名的阿克苏香稻米，跑到医生家去。
矮个子医生一见我，就指着我鼻子笑开了。“你搞的啥子名堂哟！”他说，“那上海‘埃亚拉’（埃亚拉：维吾尔语，妇女的意思。）说根本不认识你，还要当人家娃儿的爸爸哩！人说‘车船店脚牙，不死也该杀’，你也是没有一句实话，害得我那晚上连觉也没睡好。”
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又问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医生笑着打趣我：“你的娃儿好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卸了车，晚上没事，听着招待所里的人乱拉胡琴、乱唱“样板戏”，心里也好像那胡琴的弦子一样瞎跑调，总也静不下来。干脆，去看看孩子吧。
我提着两筒罐头走进病房，一眼就看见她坐在孩子旁边。孩子躺在床上，正指手划脚地跟她咿呀咿呀地说话。这时，我才看清她。她并不是“羊杠子”，顶多只有二十六、七岁，一对大眼睛，脸皮黄黄的，神情带着一点忧伤。当她俯下身看着孩子的时候，我发现她是个很温柔善良的女人，和那晚上发疯似地拽着我胳膊时完全不一样。
她抬头看见我站在床前，眼睛忽然一亮，不好意思地说：“那晚上对不起你。我是……吃亏吃怕了。”
我说：“没有啥！孩子怎么样了？”
她说：“孩子是急性肺炎，医生说晚来一步就完了。那晚上亏得你……”
她一脸感激的样子，眼睛里也潮潮的。我倒难为情了，就低下头来逗孩子。
这小男孩显然是在上海长大的，说一口上海话，细皮白肉，长得跟他妈一模一样。玩了一会儿，我问他：“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孩子一字一板地说：“我、姆、妈、叫、我、长、大、了、当、叔、叔、格、样、的、司、机！”
我的鼻子里像一下子滴进了醋，眼睛倏地被泪水蒙住了。为了不使眼泪流下来，我别过头去，假装哈哈大笑了几声。这孩子的话比任何奖状、表扬都使我感动。这时，好像有一只细嫩柔软的小手在揉我的心，把我心里所有的话都挤了出来，一股脑儿涌在我的喉咙上，反叫我说不出口。
孩子用小手指头勾着我的手指头，问这问那。我胡乱地应承着，心里却产生了一种对这孩子不可推卸的责任感，好像他就是我的儿子。是的，他就是我儿子！他将来会遇着什么事呢？他从黄浦江边的大城市一下子跑到这滴水贵如油的戈壁滩能习惯吗？上海“知青”的生活我清楚。头一批来新疆的上海“知青”就是我们车队拉的，全是十七、八的姑娘小伙子。他们在车上举着红旗，唱呀笑呀，见了硝碱地说夏天也下雪，见了毛驴也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年，他们有回家探亲的，坐在我的车上就哭开了。后来，搞了七、八年，“知青”都不年轻了，像她这样的，在人眼里已经成了“羊杠子”，但是住的还是地窝子，吃的还是老咸菜，喝的还是涝坝里的积水……唉，这些情况我不说你当记者的也比我了解。那时候，我也没到有个“四人帮”，更想不到会打倒“四人帮”，以为他们的日子只会这么捱下去，那么，这孩子在这里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你们不是去肖尔布拉克(30)么？”我说，“明天我送你们去！”
她的脸红了，低着头说，“顺路么？哪能再麻烦你……”
我说：“顺路不顺路你就别管了。明天你收拾好东西等我。”
实际上，是这小家伙用他那小手指头把我的心勾住了。我想随着他去见见他爸爸，跟他爸爸交个朋友，以后他们有什么困难我能照应一下。
第二天，我跟一个同志换了货，让他拉着博湖出的苇席回乌鲁木齐，我拉一车化肥向南，向尉犁。
我去医院接她。他们已经收抬好了。她圆圆的脸裹在拉毛围巾里笑着，眼睛挺亮挺亮。孩子伸出手来要我抱，在我怀里，又回过头去跟护士说“阿姨再见”。啊，这一天的太阳多么好！我从来也没有过这么高兴的一天，好像是我把刚生了孩子的老婆和刚生下来的儿子从医院接回家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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