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杨绛回答。
钱老马上抗议：“这样说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义，是因为我的东西多！”杨绛
笑吟吟地改口：“对，对，他的来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书桌。”我看到钱老的
案头确实堆满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举着毛笔告诉我：“每天要回数封信，都
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复信几乎成了他俩每日都要做的功课。络泽不绝的来信，有相识的，也有从未
谋面的人写的。钱老惯用毛笔，杨绛则持钢笔。杨说：“他复得快，我复得慢。”
钱老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起笔一挥而就，如果是八行笺，几次抬头，写来恰
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这般功夫据说还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想当年他的
额头上为此挨过不少“爆栗子”呢！淡泊名利对身外之物，他们看得很淡泊。《围
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原著者万余元稿酬，钱老执意不收。国内18
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老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
也婉言谢绝了。当得知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钱老莞尔一笑：“我都姓了一辈
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至于在当今滚滚红尘中世人所熟衷营求的许多东西，他
们都淡然置之。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这几年他们谢绝了
众多的国外邀请。她说，她和钟书已打定主意，今后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看书写
字，很惬意的日子么？她风趣地补充了一句：“我们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
散架了。”
即使国内的活动，他们也极少露面。钱老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
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庚·吉诃德》而获西班
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
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
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老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三个大使才请动她！”他俩也从
不做寿。去年11月钱老八旬初度，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通人，亲朋好友，
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
学术讨论全，但钱老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
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我因不知钱老的生日是这个月里的哪一天，曾向钱宅打过一次电话。杨绛诙谐
地回答我：“没有那一天啦！”她接着连连诉苦：“我整天为他挡事、挡客，人家
说我像挡路狗。有些人真没办法，事先不通知，敲门就进来；我们在外边散步，他
们就来捉。有时我挡了，有时我陪着，很累，干不成什么事。单位要给他过生日，
我们好不容易辞掉了。”后来我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了一篇记钱钟书先
生的文字，大意是，对钱先生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潜心研究他的“钱学”和尊重他
的自甘淡泊。此话是很有道理的。
著作等身这几年先海外后国内，“钱学”日益受到重视。学术界公认，他壁立
千仞的著作《谈艺录》、《管锥篇》，使中国的文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
内容的丰富（涵盖古今）和方法的新颖（打通中西）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在40年代
写就的小说《围城》，重新在文坛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再重版仍供不应求，海外
学者甚至称此书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
但无论钱学冷也好，热也好，钱老始终安如泰山，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摊子，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说：“听其自然最好，经吹嘘后成为重要了，必然庸俗化。”
我听说夏衍老还有一句名言：“你们捧钟书，我捧杨绛！”杨绛确实可与她的
丈夫并驾齐驱。她青年时代就是才女，从欧洲留学归来，先以写剧作脱颖，后以翻
译家成名。她精通英文、法文，1958年又自学西班牙文。两大厚卷的世界名著《唐
·吉诃德》的中译本，就是她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她还擅长写散文，《干
校六记》获全国散文一等奖。我极喜欢她的文笔：清如水，明若镜，看似平淡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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