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天，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家新居举行了婚礼。两家按照旧时
结婚的规定为他们选定了“黄道吉日”。不巧这一天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两家
都是江南很有声望的名门之家，钱钟书又是长房长孙，因此，婚礼张灯结彩、披红
挂绿，办得极为隆重。
这一天，两家的亲朋好友来了许多人，连无锡国专的校长唐文治、陈衍老先生
都来祝贺，还有钱钟书和杨绛的同学陈梦家、赵罗蕤等，众宾客济济一堂，喜气盈
门。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从苏州赶来吃喜洒，这位从来不会打扮的姑母，自己特地
精心打扮一番，穿一身簇新的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非常神气地进来，让宾客大吃
一惊，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结婚仪式上，钱钟书身穿黑色礼服，白色衬衣，脚蹬
皮鞋；杨绛身着拖长裙婚纱，一对新人郎才女貌打扮得分外漂亮。可惜天气太热，
新郎白衬衣的硬领给汗水浸得又软又黄，新郎新娘全都汗流满面，正如后来杨绛
“淘气”的说法：“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婚纱的男孩子，
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抓的扒手。”钱基博老先生对这门亲事大为满意，因为杨绛猪
年出生，老得天先生特地把自己珍藏的汉代古董铜猪符送给儿媳，作为祥物，祝他
们两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吉祥如意。
风雨同舟
婚后不久，钱钟书杨绛即告别父母朋友，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7年，
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钱钟书“痴气”十足，
有着孩子般的童心。杨绛回忆说：“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
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
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
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回国后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画一个大花
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了。”
1938年，钱钟书杨绛携女儿提前回国。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这对孝顺的杨绛
来说，不啻于一次重大的情感打击。这以后，钱钟书杨绛相依为命，颠沛流离，曾
一度生活艰难，钱钟书为维持这个家，不得不多代课。直到1949年，他们重返清华
大学园。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1950年起，中央领导力邀钱钟
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应承了，为之耗费了大量的心
血。此时杨绛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每天陪她的是那只可爱的小郎猫“花花儿”。
杨绛课务并不繁重，业余时间她从事文学翻译。
1966年，“文革”开始了。钱钟书夫妇俩也劫难逃。1966年8月9日，杨绛被
“揪”了出来，3天后，钱钟书也被“揪”了出来。那时候，钱钟书在文学所，杨
绛在外文所，同属学部，命运也相同。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
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
胸前，互相鉴赏。一天，钱钟书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成了“十”
字怪头，亏得杨绛一向是钱钟书的“理发师”，赶紧将“学士头”改为“和尚头”，
抹掉了“十”字。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
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
人誉为“模范夫妻”。当时学部的人在背后煞了眼地辩：“看人家钱钟书一对儿，
越老越年轻，越老越风流！”他们在这场灾难中不消沉，不畏缩，不卑不亢地做人。
1969年，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干校，临走那天，杨绛及女儿、女婿王得一拿着
大包小包哭着为他送行。钱钟书不等车开就催他们回去，免得看见他们难过的样子。
车子开走了，把杨绛的心也带走了。
1970年，杨绛也下放到河南干校。下干校那天，只有女儿为她默默地送行，女
婿王得一已于一个月前因军宣队批斗迫害自杀了。车子启动了，母女二人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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