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三百（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是５６元）。好些人家怕招灾惹祸，乖
乖地如数奉上。此人找到钱家，开口“借”二百元。杨先生听明来意，正色道：
“钱是有的，但不能借给你。我们两个人都拿高工资是不合理的。我们现在自己只
是用点生活费，余下的钱都存在银行里，以后是要上缴给国家的。”不卑不亢，把
来人顶了回去。３０年后旧话重提，杨先生说：“别人怕他，我不怕他。下干校前，
我真的上缴了两万元，军宣队还表扬我‘要求进步＇。我这个人一辈子不要占便宜
的，这一回，倒让我占了大便宜：落了个’要求进步＇的好名声；钱呢，后来又还
给我了。”说完，电话里传来了她清脆的笑声，我可以想见她那粲然的笑容。
杨先生出身大家，从来把钱财看得很轻。看到别人有困难，总是乐于帮助。她
凡给人经济上资助，心思细腻，只怕伤及别人的自尊心。这方面谢蔚英女士和郑土
生先生的文章（注①）中都有生动的叙述。我自己也亲历过一件事：唐山大地震时，
我们住在沿街搭建的地震棚内。那时谣言四起。一天傍晚，听几个老北京说，北京
历史上遭受过洪水，我们住的地方是低洼地，当年就都淹了。若是再有大震，引发
洪水，我们怕有灭顶之灾。我听得毛骨悚然。恰好那天我收到我的老师芮和师先生
的来信，邀我们去苏州避难。我就和朱狄（注②）商量，决定去苏州，当然要邀钱
家同行。我十万火急赶到学部大院去找他们。他们已由外文所的年轻同事帮着搬进
大食堂躲地震。大食堂里住满了人，床铺一张挨着一张，钱先生、杨先生的两张行
军床就并排放在中间。钱先生穿着汗背心侧身面朝里躺着，杨先生拉我坐在床边。
我满头大汗，浑身哆嗦，说着听来的坏消息，还埋怨钱先生：“你倒还躺得住！”
逼他从床上坐起来。听完我的建议，杨先生拉着我汗湿战栗的手说：“阿圆还要讲
课，她不能请假。她在北京，我们不能丢下她自己躲出去。”钱先生也说：“我们
是要和女儿在一起的。”我不好再劝。杨先生转了话题，问我：“你们决定出远门，
经济上有准备吗？”我说：“路费是有的，到了那边，老师会管我们的。”杨先生
沉吟一下说：“住在他们家里，已经是麻烦人家了。经济上还不独立，不大方便。”
说着，她站起身来走到墙边，在一只挂在墙上的旧书包里摸索一番，回来递给我一
个鼓鼓的信封，说：“碧湘，带在身边，在外面用得着的。我们自己还有，不要和
我犟。”她说话的口气就像长辈在给自己的孩子筹划出门，我也就没有客气。杨先
生摸黑送我到大门口，我怕她脚下不稳，又回送她到一号楼西头拐角处。杨先生笑
着推我走：“怎么像生离死别似的？快回家去做准备吧！”我匆匆回到住处，不敢
在地震棚打开信封，特地和朱狄回到楼里，打开信封一看，竟有４５０元！那时，
我和朱狄的月工资加在一起才１１８元。面对这一大笔钱，我们的头脑倒冷静下来
了。想到他们有德有才处变不惊，我们无知无识倒这么惜命，未免太可笑了。我们
决定不走了，次日由朱狄去还了钱。
对待穷苦人，杨先生更是怜老惜贫。大院里有个给许多人家洗衣的于奶奶（她
不叫“余嫂”），她常替钱家洗衣。杨先生待她很好，她也最向着杨先生。杨先生
下干校前，看于奶奶老得腰都弯成９０度了，不忍心再教她洗衣，她来家，不让她
干活，但仍给她一元工钱。杨先生下干校了，关照女儿照顾于奶奶。于奶奶每周来
一次，对钱瑗说：“你妈妈下干校了，我来照顾照顾你！”钱瑗笑着说：“于奶奶，
你坐下，妈妈让我照顾你！”钱瑗做了好饭好菜，让她吃饱吃好，再给她一元钱。
于奶奶十多年前去世了。杨先生以她为原型，写了小说《林奶奶》，发表在一家杂
志上。
从干校回来后，我们带着三岁的儿子非非去干面胡同拜访。他们一家三口局促
于里外套间内。外间支两只单人床，母女两人合住，吃饭、待客也在这里。里间放
一张大床，是钱先生的卧榻；临窗放一张书桌，便是钱先生撰写《管锥编》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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